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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學校，因物價高漲而宣佈增加學費。

1941年元旦日，蔣介石釋出命令：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

1月4日，四川省府嚴令登記存糧。各縣檢查報三百石以上的囤糧者，由政府收購，再低價出售給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異常強硬的態度，釋出糧食管理的五種辦法：（一）糧食買賣，必須集中在指定市場。未經獲准之商人，不得經營糧食業：（二）糧食運輸，由綏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團隊保護；（三）所有糧食（包括農戶餘糧）必須登記；（四）凡由縣派令出售糧食供應市場之糧戶、農戶，必須照量售出；（五）凡隱匿不登記之糧食，一經查出，即予沒收。

重慶國民政府先後決定，對陪都重慶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須品煤、油、鹽、布等物資，實行公家計劃定量供應。同時，宣市糧食由中央直接統管，在這一問題上，重慶國民政府跟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寄希望於暴君秦始皇發明的中央大一統的集權來度過難關。

6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宣佈：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一律徵收實物（黃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鑑於政府收糧困難，蔣介石電令四川省府，督飭各級行政長官一律在徵糧期間下基層，向地主農民灌輸國民黨的收糧政策，指導鄉長、保長、甲長向農民收糧。規定：凡阻撓徵購及從中舞弊者，不論地位高低，督糧委員有權將其送交軍法審判機關，就地軍法從事。以期保持保甲長們的所謂廉潔。糧荒警報一直在叫，1943年5月時，四川米價已高達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華大學的學生們因此吃不起飯，集體請求校方減低學費，救濟生活；校方又集體向中央教育部請求救濟補助；教育部又找誰救濟呢？

糧食成了大後方第一金貴之物，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應，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槍刺的教導下，暫時平息了搶糧事件，但在廣闊的鄉村，那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就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徵糧送糧的路上，還經常發生盜匪襲擾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綏靖公署專門就此召集各地部隊長官開會，佈置武裝護運公糧的任務。並將重要糧道，劃分為若干區段，分派部隊負責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宣佈實行糧食公倉制度，所謂公倉制度，也就是動員農戶把糧食象存錢一樣，存到“公倉”裡去。“公倉”對農戶所存之糧，實行水火兵盜保險。

糧食變成了貨幣。

1944年，大後方四川已有一支兩千萬人的災民大軍。成都、重慶每日餓死於街頭無人收屍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這年9月，四川米價最高達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後方民眾生活艱苦不言而喻。大後方的軍隊和一般政府人員的生活同樣難以過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國陸軍大學特六期學員夏鼎新等人，寫信給軍委執法總監何成浚上將，述說在校吃不飽飯之苦，請求補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內政部參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價昂貴，難於餬口，四處求人說情開後門，要求到生活較好點的戰區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將參議兼中央考核委員會少將委員黃格，專門來找老熟人何成浚將軍，求他寫封信給陳誠，讓他到六戰區去工作。何問黃為什麼要去前線，黃說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拼將一命，吃碗飽飯，其他絕無侈望。何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各機關人員，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於其職務者，實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艱窘，竊賊特多。”

軍委會軍政部副部長張伯璇的兩套舊西服和兩雙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來，小偷竟是軍委會政治部裡一箇中校級部員，問其原因，那位當了小偷的統帥部中校部員說，家裡負擔大重，物價飛漲，工資又低，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凜冽的雪風順著峽江刮來，空氣也象被凍凝固了。

一位體魄偉岸的老軍人，身著洗得泛白的棉布軍裝，從朝天門碼頭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