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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因為郭沫若片面追求與當前政治掛鉤所犯的錯誤。《孔雀膽》本是一個描寫“阿蓋與段功”的愛情悲劇的史劇，為了使這個“與抗戰無關的作品”符合當時“民族團結”的政治氣氛，郭沫若在《孔雀膽》上演後，三易其稿，不免牽強附會。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郭沫若小傳（7）
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始於1920年9月。後來他專注於歷史和考古研究，直到40年代初，他運用深厚的文學功底和積累的豐富歷史資料和經驗，結合當時的社會生活，創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等這樣的優秀史劇。關於史劇創作，郭沫若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曾說過一句名言：“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又說，“史有佚文，史學家只能夠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劇家卻須要造，造不好那就等於多事。”見《郭沫若談創作》第137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自己作為一個傑出的史劇家，恰恰是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才誕生了那些膾炙人口的歷史劇名作。 歷史悲劇《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最早開始創作的史劇，初名《三個叛逆的女性之一——聶�》。當時，他正好將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譯完，靈感迸發，便參考著《戰國策》、《史記》等史料，最初計劃把《聶�》寫成十幕劇，後又改成五幕，結果只寫成第二幕和第三幕。隨著“五卅”慘案發生，郭沫若眼看國內軍閥割據，各外國列強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凌辱中國人的暴行，不禁憤懣填膺，激發他的創作靈感，一口氣寫成《聶�》後兩幕，合成四幕劇《棠棣之花》。“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郭沫若身處淪陷的上海，將《棠棣之花》通盤整理，又加寫一幕，變成了後來的五幕劇本。《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不但在於人物形象生動感人，還在於整個劇情所傳達出那種反對分裂、盼望團結的人民心聲。 1942年1月2日，郭沫若開始創作《屈原》，到1月11日，將全部五幕劇本寫完。五幕分別為：“服喪”、“屈服”、“流竄”、“哀郢”、“投江”。郭沫若自幼喜歡屈原。他一生關於屈原的評論和譯註文章，就有十數篇之多。如：《屈原》、《屈原時代》、《關於屈原》、《屈原考與屈原的藝術和思想》、《屈原·招魂·天問》、《屈原不會弄臣》、《屈原的幸與不幸》、《評“離騷”的作者》、《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屈原賦〉今譯》等。這些文章從不同側面肯定了屈原——歌賦與精神同樣光輝的不朽形象。郭沫若在為其俄文譯本史劇《屈原》作序時，曾談到作此劇的創作動機，他說寫這個劇本時，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最黑暗的時候，而且作者身處在反動統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慶。不僅中國社會又臨到階段不同的蛻變時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見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時代悲劇。無數的愛國青年、革命同志失蹤了，被關進了集中營。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陝北遭受著封鎖，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最有功勞的新四軍，遭到反動派的圍剿而受到很大損失。全中國進步的人們都感受著憤怒，因而我便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裡去了”。 抗日戰爭中後期，郭沫若繼續史學研究和開展史學論壇等學術活動。著名的有《青銅時代》、《十批判書》、《歷史人物》等史論鉅著。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只用了兩年時間，便完成了“偏於考證”的《青銅時代》和“偏於批評”的《十批判書》。這一套姊妹篇的問世，可謂是郭沫若對周秦諸子思想研究的巔峰之作。今天看來，其中的許多文章不免政治氣氛過於濃烈，但半個世紀以來，它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領域，仍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學術地位。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在雄壯、激昂的國歌聲中，郭沫若和全中國人民一道，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此後，他先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及世界和平委員會執行局主席等職。1958年，受中共中央委託，郭沫若擔任《中國史稿》的主編；1960年，任《甲骨文合集》編委會主任委員兼任主編，該書是周恩來總理領導制定的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中的大型專案之一。幾十年中，郭沫若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與世界和平事業的建設勞累奔波、殫精竭慮。同時，他身體力行，從事著大量學術研究和創作，成果卓著。《關於目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