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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又開始流行起來，這導致了國家管制經濟職能的減弱，但沒有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返回到盛行於19世紀英國和美國的相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形式。

中國的經濟改革包括極大地擴大市場的作用，不可否認，這已經導致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如果中國想避免在蘇聯發生的災難性程序，那麼，蘇聯聽任與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相聯絡的政治和思想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任意發展這一教訓，還是值得記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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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的解體

在本書中，我們認為“來自上層的革命”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就是說，在由戈爾巴喬夫改革產生的新的政治條件下，大部分位居國家要職的蘇聯黨—國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組織，從擁戴社會主義轉向了擁戴資本主義。他們放棄了共產黨而支援葉利欽，葉利欽是領導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共產黨前高階官員，後來成了俄羅斯總統。我們認為，他們轉而擁戴資本主義，是由於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

當本書在1997年首次發行的時候，這一論點曾被認為是非常激進的，而且我們發現，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裡幾乎得不到什麼支援。那時，在西方處於支配地位的觀點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乃是由其內部矛盾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以及普通民眾要求廢除社會主義並代之以資本主義這場來自於社會底層、受到民眾歡迎的革命。

今天，《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的論點不再被認為是激進的了。蘇聯黨和國家的許多高層官員變成了富有的銀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權的官員，這些事實最終擊敗了對本書論點的詆譭。最近幾年在美國出版的俄羅斯最重要的主流學者的好幾本書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這種觀點，即蘇聯制度是由其領導層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傑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　年俄羅斯的民主化與革命》（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韋（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反對民主的市場布林什維克主義》（Washington，：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對《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所述論點的主流看法源於西方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這一假設。根據這種看法，當蘇聯領導成員決定支援推翻蘇聯的體制時，他們可能是受到了個人利益前景的驅使。這種觀點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是有益的，只要這種轉軌過程控制適當（某些主流分析家對轉軌的休克療法而不是建立資本主義的目的持批判態度）。相反，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認為，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努力是沿著錯誤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書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從蘇聯解體中我們能夠吸取的教訓，即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並使它能長期存在下去而避免與蘇聯類似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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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最近的發展（1）

本書在主要關注蘇聯解體的同時，還在第9章至11章中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所面臨的社會和經濟災難予以關注。本書完稿於1996年2月，只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四年的經歷進行了考察。現在五年多時間過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證材料已經出現。不幸的是，我們在1996年就認識到的這種倒退趨勢，在此期間並沒有被扭轉過來。在過去的五年中只是變得更嚴重了。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恰當的解釋。

本書把休克療法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轉軌策略作為蘇聯之後俄羅斯社會經濟災難的原因。這一策略要求立即實行價格自由化，立即開放國內經濟，使商品和資本的進出口不受約束，大量國有企業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規模削減，以及實行非常緊縮的貨幣和信貸政策。這種激進的策略引起了過度的通貨膨脹、經濟的崩潰、工業的毀滅、絕大部分人口的貧窮、有組織犯罪的迅速增長，以及最有價值的蘇聯企業倒賣給了不講道德的內幕人員。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在各個方面與過去20年中國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樣的。儘管中國的漸進改革策略取得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絕大多數西方分析家還是把俄羅斯所實行的災難性的新自由主義策略作為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建立市場體制的正確方法而予以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