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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站在時代和科學的前沿，善於吸收一切優秀的學術成果，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而不是用它的個別條條或個別理論，去觀察和分析當代世界，特別是當代中國的重大現實問題。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於北京新風南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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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1）

2000年5月，本書作者之一大衛·科茲訪問了中國，並就蘇聯解體以及蘇聯存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作了大量演講。在中國，人們對這兩個問題似乎有極大的興趣。這兩個問題構成了本書的主題。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表示有興趣將這本書介紹給中國讀者時，我們非常高興。

儘管中國的現代史與蘇聯的發展程序極為不同，但在這兩個國家，共產黨在20世紀都透過國內革命奪取了政權，並追求建立社會主義的目標。在1985年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開始對蘇聯體制進行激進改革的幾年以前，中國領導人就開始對中國經濟進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樣，蘇聯的改革導致了蘇聯解體並放棄了社會主義，同時伴隨著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的衰退。相反，中國的改革開啟了經濟迅速增長和現代化的程序。

儘管這兩個國家改革的結果不同，蘇聯經驗中的某些方面與中國仍然是有關聯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有幾個不同的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擴大市場力量在蘇聯經濟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計劃經濟框架內極大地發揮市場作用將解決困擾蘇聯經濟的各種問題，如缺乏效率問題，產品質量不合格問題，以及忽視消費者願望問題。正如我們在本書第5章所表明的那樣，在蘇聯經濟中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些結果是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經濟上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言沒有很大的意義，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1988—1989年還部分地實行計劃的蘇聯經濟中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產品短缺。如果這些問題主要是由經濟的市場化所帶來的，那麼它們是不難解決的。最嚴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問題，而不是經濟上的問題。讓市場發揮作用導致了新的富有的商業經營者，尤其是貿易和金融經營者階層的發展。這些新階層成員不滿於蘇聯體制下社會主義制度對其商業活動的限制，渴望從國家的管制下解放出來，當1990—1991年親資本主義聯盟公開發展時，這個人數雖少但卻富有的新資本主義階層極為熱情地加入了這一聯盟。他們的個人財富使得他們的影響超過了其人數本身。

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這個新的富有的商業經營者階層並不是與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書第7章中所討論的那樣，在親資本主義聯盟中其他的團體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市場化所產生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是最主要的因素，“影響”這個詞在此仍不足以表達其真實含義。讓市場發揮作用既是1989—1991年蘇聯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結果：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蘇聯知識界和部分蘇聯領導人中迅速擴散。

由於蘇聯尋求市場改革，一些試圖認識並證明市場化合理的改革者發現他們自己也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所吸引。這種思想認為：不受管制的市場交換經濟在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經濟最好地執行；他們還進一步認為，國家管制市場執行過程及其結果的任何努力，不論其意圖多好，都只能使經濟執行更糟；最後，這種思想宣稱，只要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那麼市場就能正確地發揮作用。由於這種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蘇聯知識界的影響迅速上升，從而成為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強有力武器，親資本主義聯盟以此指責贊成保留社會主義的任何主張，說其註定會帶來經濟上的失敗。在蘇聯解體前的18個月內，由於主流知識分子認為只有基於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的體制才能拯救這個國家，那些仍然支援社會主義的人被迫採取了守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後，資本主義國家就拋棄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形式，並發展了各種形式的國家對其經濟的管制措施。隨著國家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產生了一種新的國家干預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只有在積極的國家管制之下，資本主義經濟才能有效執行。根據這種思想，國家必須在諸如管制某些行業（尤其是金融部門）、穩定宏觀經濟、提供收入保障計劃、保護工人的安全與健康和保護自然環境等方面行使其職能。在過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現在被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