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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們，受命主辦《星火》、《蘇聯文化》、《莫斯科新聞》、《旗幟》和《新世界》等報刊。國營電視網開始在新聞報道中報道不同觀點。

這些創舉終結了蘇聯數十年來對社會生活的嚴格管制和層層監控，結果迅速出現了“市民社會”——即處於國家控制範圍之外的公民組織和活動。市民社會出現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從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解禁以來，蘇聯實際上一直存在著這樣的組織，只是尚處於半地下狀態。新的公開性政策允許這種隱蔽的市民社會公開活動並迅猛發展。

蘇聯的歷史、經濟、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間被開放，被越來越自由地付諸檢討和爭論。在戈爾巴喬夫看來，這種公開性將允許人們公開地討論他所呼籲的改革實施起來將多麼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動員社會力量，克服對重大變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會在公開性的刺激下嶄露頭角，蘇聯領導層就會失去對討論的完全控制權。人們利用他們新得的自由，不僅去做戈爾巴喬夫所希望的，也去表達和他的觀點背道而馳的主張。有人反對改革，甚至公開說蘇聯社會並不存在什麼嚴重的問題。有人呼籲回到斯大林的過去。有人退後得更遠——君主制觀念也被公之於眾，就像布林什維克之前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做的那樣。例如，極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反猶太組織帕米亞特公然問世，並於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縱了一起群眾遊行事件。

蘇聯的過去被推到公眾面前加以嚴肅而批判地審視。斯大林的鎮壓飽受詛咒，而這即使在赫魯曉夫時期也是不可能的。領導層開始為被斯大林鎮壓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終於，有些分析家開始把斯大林主義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領袖。另一些人則把布林什維克的掌權當作是蘇聯當前問題的罪魁禍首。還有些人則開始批判社會主義，並把它和資本主義相比較。

因而，所有的立場——改革的、保守的、反對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眾面前曝光。蘇聯這個社會，從來就不習慣於如此一種公開的和無所不及的爭論。各種新立場的表白開始時都小心翼翼，往往偽裝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進行爭論。但當人們發現新得的自由實實在在時，非官方的立場就表白得越來越露骨。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公開性與知識分子（2）

在這場觀念日新月異的運動中，剛剛獲得自由的大眾媒體起了關鍵的作用。報紙、雜誌和電視，為表達各種不同的觀點提供了舞臺。在最高領導層，此時發生了一場就局勢是否已失控的激烈爭論。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體”。一些普通的蘇聯百姓看到他們昔日曾經衷心信賴的媒體受到攻擊，感到特別驚奇，因為在以前，媒體是官方路線值得信賴的宣傳工具。這種反應也表現在葉戈爾·利加喬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幾年曾是黨內二把手。他抱怨說，媒體正在“醜化蘇聯歷史”。他時不時地警告戈爾巴喬夫，媒體已落到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手中。確實，許多蘇聯媒體在80年代後期越來越對蘇聯社會和經濟體制持批判態度，越來越偏向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把它當作是蘇聯應該仿效的模式。

在回憶錄中，利加喬夫抱怨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說他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事務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期間，任命了對共產黨抱有敵意的人擔任各大媒體編輯。他對胡亂調換媒體領導負有主要的責任。利加喬夫雖未明說，但他的意思顯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項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任命###產黨的人擔任關鍵的編輯職務，目的就是進一步落實這項計劃，而此時的戈爾巴喬夫卻對這些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確實，雅科夫列夫最終於1991年辭去了戈爾巴喬夫顧問的職務，開始批判社會主義。不過，就算利加喬夫對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間的目的所說的話是對的（當然也不無疑問），他在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多的媒體越來越宣揚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的觀點這一問題上，仍然犯有錯誤。

利加喬夫的解釋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錯，這在無意中被他自己關於1986年一項最重要的編輯任命的記述所證明——任命維塔利·科羅季奇擔任大型週刊《星火》雜誌的領導。在科羅季奇任職期間，《星火》成了“親資本主義聯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羅季奇並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喬夫自己作出了這個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喬夫讀到了科羅季奇剛剛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喬夫發現該書尚屬正統，他唯一的抱怨是：科羅蒂奇“寫到美國時太極端了”，表達的觀點“太反美”。不過，科羅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