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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往往都由財產所有者所構成。在具體的社會制度中，佔有各種最有價值的財產，保護這種佔有的需要，易於在統治集團成員中鍛造一條堅強的紐帶，同時使之緊緊繫於該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財產制度還能夠使它的統治集團成員依靠財產繼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續。

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信條禁止其統治集團獲取個人財富。實際上，一切有價值的財產都屬於國家。西方專家普遍認為，在蘇聯體制中，除了極高階的官員外，其黨—國精英的普通成員是不允許把自己的身份傳給下一代的。雖然精英們的子弟較容易進入最好的學校，並透過拉關係獲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還是發現，絕大多數高階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識界工作，“並不一定跨進精英大門”。高階精英的子弟們最通常的職業是在學術界、新聞業、外交部門和對外貿易行業（它們似乎更利於外事能力的發揮）。蘇聯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農民、受過教育並層層爬上來的人所填補。

蘇聯黨—國精英成員們面對的是一種矛盾的現實。他們大權在握、風光顯赫，掌管的是世界上兩大超級強權之一。然而他們又處處受到約束，禁止個人積累財富，無法保證自己的精英身份能傳給後人，這都必定限制了蘇聯精英把自己當作一個擁有獨特利益的社會階級從而加以認同的程度。這也限制了他們與該體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數幾個極高階的領導外，他們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於上一級官僚機構並最終依附於黨。要想保住現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級黨組織的嘉許才行。一旦失寵，雖然不再意味著坐牢或殺頭，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時，失去物質優惠，失去權力。他們在蘇聯體制下的這種處境，必定使他們焦頭爛額，特別是那些曾出國並把自己與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該制度的條條框框。

第二部分

改革與蘇聯體制的終結（1）

導言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同僚們試圖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變成為新的民主社會主義。他們希望透過這種改革，最終激發出社會主義體制久被壓抑的潛力。但將一種非民主的體制民主化，必然意味著###。它要求放鬆對被長期嚴密控制的民眾的管制。由此導致的政治變化也許和推行改革的領導層的意圖背道而馳。

從1985年至1991年，蘇聯一直被越來越尖銳的###所困擾。結果，共產黨被擊敗後垮臺了，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走向終結，蘇聯國家本身也支離破碎。對這一斗爭過程的理解——誰是主要的角色，雙方力量的強弱如何——被一黨制的蘇聯國家搞複雜了。我們根本描述不出各個競爭集團之間的此起彼落。

鬥爭發生在共產黨內部；發生在新聞媒體中，因為不同的觀點都爭著為自己造聲勢；鬥爭發生在學術刊物和會議上，因為知識分子們為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問題爭執不休；鬥爭也還發生在選舉運動中，其中大多數競選人都是共產黨員，很少有人有一個清晰的競選綱領；鬥爭發生在新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最高蘇維埃以及新的國家立法機構中；鬥爭也還發生在大街小巷裡，因為群眾遊行和罷工已是蘇聯人民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裡，反對派運動逐漸在蘇聯發展起來，鮑里斯·葉利欽不久就成了這種運動的無可置疑的領導人。這種反對派運動開始時陣線很模糊，1989年飽受重大爭議的首次立法選舉進行之後，就變得越來越清楚了。該運動催生了許多重要的組織，例如地區間代表團（the　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和民主俄羅斯，但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在總體上代表這場反對派運動。

準確地說，在###的早期階段，葉利欽所領導的反對派運動，其立場很難確定。它提出的主要綱領是民主、個人自由和經濟改革。人們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求民主運動。但這又無法把它和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變革方向區別開來。正如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1990年10月，蘇聯創立了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產黨專政的憲法權利，透過了一項給予一切黨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結束了共產黨對新聞媒體的正式壟斷。反對派運動在推動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還是和戈爾巴喬夫繼續作對。

促使葉利欽及其追隨者和戈爾巴喬夫作對到底的，是他們不同意戈爾巴喬夫的綱領：改革和民主化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用資本主義取而代之。葉利欽及其追隨者在1991年獨立後的俄羅斯掌權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