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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廣東各種矛盾百出，黨政軍各方都不平靜，亟需有人鎮懾，我看，你還是留在廣州照應大局為好，由我去上海與蔣先生會商好了。”

李濟深最擔心的便是蔣、汪合謀，在廣東開府，另搞一個局面與南京特委會抗衡。如果讓汪精衛一個人去上海，汪與蔣勾結起來，將對他更為不利。同時，李、白和程潛正對兩湖用兵。桂軍精銳和湘軍悉數西調，滬寧一帶空虛，蔣介石突然於此時由日本回國，恐怕會有更大陰謀，對此，作為李、白的盟友和南京特委會的積極支持者，李濟深不得不洞察。他當然知道，對廣東大權虎視眈眈的張、黃，極有可能利用他離粵之機奪權。但李濟深判斷，張、黃向唯汪精衛的馬首是瞻，他既與汪同行赴滬，正可利用蔣介石說服汪不在廣東開府，如此，則張、黃不至發生異動。而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蔣極可能是盯著空虛的南京，而不是桂系勢力範圍之內的廣東。汪如堅持在廣東開府，必然要打亂蔣的全國計劃，因此蔣不會同意張、黃在粵之舉。再者，李濟深手上握有相當實力，如果張、黃趁他赴滬之機在廣州叛亂，他即可令在潮汕的陳濟棠和閩西南的陳銘樞兩師與在兩陽的徐景唐師會同黃紹竑的桂軍從東西兩面夾擊張、黃部隊，就象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指揮東、西兩路討賊軍討伐叛徒陳炯明一樣。他估計張、黃囿於利害後果，絕不敢輕舉妄動。李濟深經過深思熟慮後，便對汪精衛道：

“為了調和黨內之糾紛，使孫總理手創之中國國民黨得以復歸完整，我就與汪先生同往上海一行罷。”

李濟深並告訴汪精衛，他將電黃紹竑由南寧到廣州來代理他的第八路軍總指揮職務。汪精衛聽了不禁大喜過望，真是“天下事無獨必有對”，汪精衛正怕黃紹竑不到廣州投羅網，李濟深卻下一道命令要黃紹竑來代職，你說這事巧也不巧。原來，北伐後期，兩广部隊統一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系統，統轄李濟深的後方第四軍和黃紹竑的後方第七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黃紹竑任副總指揮。李濟深既要到上海去，又對張、黃二人不放心，自然要請黃紹竑來廣州坐鎮了，不想，這正合汪精衛誘捕黃紹竑，篡奪兩廣政權之意。為了促黃來粵，汪精衛也以自己個人名義，給黃紹竑發了一個電報，說有要事相商，請黃立即到廣州晤面。汪精衛斷定，有李濟深和他這兩個電報，黃紹竑一定會到廣州來的。果然不久，便接到黃的覆電，告以即來“聆教”，汪精衛又為自己“一石兩鳥”的計劃順利進展而與陳公博、張發奎等高興了一陣子。可是，左等右等，卻並不見黃紹竑的蹤影；汪精衛不由疑慮叢生，無論白天黑夜都派人守候在廣州的幾個碼頭，只要黃紹竑一到，便將他直接請到葵園來。可是，汪精衛派在碼頭守候的人由十四日守到十六日，既不見黃紹竑到來，又不見黃或因故而發來的電報。現在，離他與李濟深上船往香港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了。汪精衛已經失去信心，他最後一次看了一下表，便對張、黃吩咐道：

“密切注意黃季寬的動向，他如來廣州，即行捕殺，軍事上最好誘桂軍入粵決戰。”

汪精衛說罷，即命機要秘書陳春圃收拾行裝，準備到碼頭上與李濟深乘船同往香港，現在，他必須設法穩住李濟深，使李能順利與他一道離粵。機要秘書陳春圃是汪精衛的內侄，辦事倒也利索，他帶著二名隨從，不一會兒便將兩隻大皮箱放到停在院中的小汽車上，他拎著汪精衛那隻黑皮公文包，和司機、隨從一道坐到車上，只等汪上車往碼頭。正在這時，只見一輛小汽車進入葵園，在洋房前停車後，汪精衛派往碼頭專為迎候黃紹竑的那兩名人員，陪著一位身著軍裝，掛上將軍銜，腮上留著長鬚的魁梧軍人下車，他們一直走進洋房的客廳裡去了。正在另一輛小汽車上等候汪精衛的那位機要秘書陳春圃，自然知道汪與張、黃等的預謀，他見那剛下車的大鬍子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汪和張、黃所望眼欲穿，準備捕殺的廣西省主席黃紹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嘴上只說了句：“有好戲睇！”便兩眼緊緊地盯著洋房客廳的門口，因為黃紹竑一個隨從衛士也沒有帶，要捕要殺，可以毫不費勁地解決問題。

黃紹竑的突然出現，使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等人都愣住了。黃紹竑因初來乍到，毫無思想準備，他對汪精衛原來的印象就很好，且與張、黃是保定軍校同學，在統一廣西的戰鬥中，又得到過他們的幫助。因此，黃紹竑自接到李濟深和汪精衛的電報後，便到廣州來了，因他候船誤了一天時間，途中輪船又出了一次故障，故到廣州的時間推遲了。廣東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很複雜，黃紹竑倒是很清楚的，北伐後，蔣介石以黃埔軍校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