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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誘惑”或“性騷擾”的歷史，這使他們在青春期之後對性的訊息極為敏感，當被潛抑下去的記憶及情感再度受到“撥弄”時，即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身體症狀，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狀變得更加明顯、益形惡化。於是他大膽地提出“性源說”，認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來自性的潛抑或壓抑（suppression，壓抑是意識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卻不能說、不敢說、隱忍不說；而潛抑則是將它驅趕出意識層面，無法憶起）。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也許失之狹隘（當年，布魯爾醫師就是因為不同意他的性源說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後來，阿德勒和榮格等和他絕裂，多少也是肇因於此），但就像所有的學派宗師，都是在“一以貫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獨特的理論系統的，這也許是弗洛伊德“宗師的個性”使然。不過他的理論也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因為在弗洛伊德所處的那個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瀰漫著保守、偽善、虛矯的性道德，他的理論似乎在告訴世人，因為性本能受到扭曲，而使很多人產生了光怪陸離的心理病痛。

對於這種病人在早年受到性誘惑或性騷擾的說法，後來發生了一些插曲。隨著診療經驗的累積，弗洛伊德慢慢發現，病人所陳述的性誘惑或性騷擾事件，經常是“虛構”的，換句話說，它們可能只是患者的幻想而非事實，為了解決這個窘境，使他轉而認為人類的性慾及性幻想並非在青春期之後才出現，在童年時代，性亦是一種強烈而重要的生物本能，結果這又成為他“性心理發展理論”的源頭。弗氏指出，“性創傷事件”也許不是童年“真實的經歷”，但卻是“真實的幻想”、“真實的記憶”，它們仍然會對當事者的心理造成影響，並轉而影響其生理。

攻擊他的人對此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男科學家”認為，病人之所以會“捏造”這些性創傷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聯想中，一再“暗示”或“誘導”病人說出這類的告白，病人或者怯於他的權威，或者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說出“性的謊言”。因此，弗洛伊德不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謂“潛意識”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譚，而非科學。

“女性主義者”則說，那些病人（以女病人為主）所說的性創傷事件其實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後來改口說它們可能是假的，其實是為了“替男人脫罪”。因為誘惑、騷擾這些無辜女孩的都是醜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經的偽君子。為了避免“醜化”男人，所以才說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辯解及上述兩種攻擊論調，都涉及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我們如何“證明”病人主觀陳述之真偽？或者，它們根本就是難以“證明”的？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我們確實難以驗證病人說法的真偽。在這個檔案裡，好像有A醫師這個“人證”，但我們又如何驗證A醫師的“回溯性記憶”有無虛假、扭曲的成分？面對一樁變態心理檔案，就像面對一個棘手的案件，在證據不足，甚至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自由心證”。但醫師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該做的事；而對於你我來說，當然更非如此。對於這樣的檔案，甚至說這樣的“故事”，我們要付出的並非“科學的質疑”，而是“同情的瞭解”。當弗洛伊德將精神醫學帶離唯物的醫學模式時，就已預示了這種後果，但也使我們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實半是詩”的塵世。

在芸芸眾生中，這“確實”是可能發生的事。天下事無奇不有，還有什麼比這更“確鑿”的事實？

被愛灌溉的仇恨（1）

“如果我必須切斷喉嚨，我就會切斷喉嚨——現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須為此而得到某種教訓。”

一位39歲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傷，產生嚴重的下背痛。他雖然強自忍耐，但最後還是不得不住院尋求進一步的治療，經過詳細的檢查，醫師診斷為第四與第五腰椎間盤突出，於是為他施行了椎間盤手術。

手術完後一段時間，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醫師再度檢查，診斷為“脊髓蜘蛛膜炎”，顯然是一種手術的併發症。醫師建議他再進行另一次手術，但病人拒絕了，而且毅然出院。這種併發症雖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從事各種活動。

關心他的家人一直認為他的病還沒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療。在家人軟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終於又住院，也同意進行另一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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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次手術後，情況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