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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美環境和其中盪漾著的人倫與文化,搬出那間雖不寬敞但畢竟還算溫暖的小屋,有工資、有房子的鐵飯碗生活宣告結束。
告別了過去,生活還要繼續下去;陳舊生活的結束,意味著新的生活將在別處起步。俞敏洪在離開北大的同時,已經開始勾畫屬於自己的新的生活道路了。
離開北大的第二天,學校按照規定收回了俞敏洪的宿舍,俞敏洪全家立刻就沒地方住了。拖家帶口的他,當務之急就是找個住的地方。原本工資不高且無多少積蓄,現在又丟了工作、斷了收入來源,俞敏洪必須把租房子的費用降到最低。
從離開北大的1991年,到1993年底俞敏洪買下一處破陋的農家院落之前,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俞敏洪拖家帶口,像打游擊似地租了四五次房子。
離開學校的俞敏洪沒有住處,無奈之下,騎著舊腳踏車四處尋找安身之地。市內的房租太高,就找到市郊的六郎莊租農民的房子,可是一問,月租50到80元,還是住不起。俞敏洪很沮喪,但還沒有放棄,他在一個準備出租房子的農民家裡看到一個孩子在寫作業,靈機一動,提出一個互惠互利的主意——由俞敏洪夫婦免費輔導孩子功課,保證孩子成績由倒數提升到前十名,而房東免費提供住房。果然,一拍即合,俞敏洪夫婦住進來,孩子的成績也提到了班裡前五名,皆大歡喜。俞敏洪的活絡思維又一次展現,這次,幫助他找到了棲身之地。
第一節 出走北大:天下何處不留君(3)
住了兩年後,俞敏洪夫婦準備搬到城裡,農民夫婦著急地跪下來求他們繼續住下來輔導孩子,甚至要換出正房給他們住。心軟的俞敏洪夫婦答應搬回城裡後,只要家長能將孩子送去,可以每週給孩子輔導兩次。
後來,俞敏洪又搬到中科院,與另一家夫婦合租一個公寓。兩家同住一個屋簷下,難免家長裡短,結果對面那家的女主人實在兇悍,居然堅持天天和俞敏洪一家吵架,最後硬是將俞敏洪一家打了出來。俞敏洪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被人掃地出門的屈辱。這一段經歷讓清高的俞敏洪倍感傷害,尤其是覺得自己身為八尺男兒卻讓妻子受苦,自立的苦楚無法言說,憋在心裡,成為俞敏洪心底的一塊傷疤。
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俞敏洪一家搬來搬去。直到1993年底,新東方培訓班稍有起色,逐漸步入正軌,俞敏洪也有了點積蓄,才花了萬把塊錢在青龍橋買了一處農家院落安身。農家院落有些殘舊,院子裡的房子到處漏水,每當下雨天,外面下大雨,裡面就下小雨。俞敏洪又花了些錢,自己親手把漏雨的地方進行了整修。雖然院子還是比較破陋,但是畢竟已經是自己家的了,一家人也算有了個棲身之地,從此有了著落。
置之死地而後生:生活在別處綻放
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臺灣國學大師李敖則說過:“英雄是被逼出來的。”當走投無路的時候,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時候,什麼都無所顧忌,英雄就這樣產生了。
萬事開端由心始。當別人都說俞敏洪太沖動,將自己推向絕路時,只有俞敏洪自己才明白,“置之死地而後生”才是高招。
其實,俞敏洪清楚地認識到在做培訓和教師之間的得失利弊。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在做培訓和教師之間,前者的發展機會更多,拓展空間也更大,單看收入也更為可觀——當時俞敏洪的月薪不過120元,而在外講課的收入卻遠高於工資。當時的俞敏洪一直追求的就是掙錢出國,無論是在民辦學校教英語,還是後來自創新東方,目的都還只是為了賺錢去國外。“我辦新東方前兩年的目的都是為了出國,當時就想著賺個一兩百萬的去美國讀書。”這種想法一直維持到1995年。
三次為留學而戰的經歷使俞敏洪對各種GRE、TOEFL考試瞭如指掌,加上他多年的英語教師經驗及在各種輔導班兼職的經歷,使他在英語培訓行業如魚得水般地行走自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於俞敏洪而言,在培訓班干與在北大幹只是換了一個地方,他從事的依然是老本行。如果繼續在北大守著那點微薄的工資的話,俞敏洪的出國夢恐怕永遠都只是一個絢麗的如同泡沫般的夢想。
以俞敏洪的經驗,加上他的經歷,辦培訓班雖然看起來是白手起家、困難重重,但是卻潛伏著巨大的成功的可能性。認準了這條路,堅守著出國夢的俞敏洪,北大的處分也許是個契機,是一個前途無限的好機會,所以俞敏洪才義無反顧地邁出了北大校門。
“燕圖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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