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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茫的壓力首先來自父母，雖然他們給了我絕對的自由，但我卻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種壓力來自經濟，書的版稅只能維持幾個月的生計。下一步該怎麼辦？是堅持？還是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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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歐洲，因為有了　CCTV的名片

2005　年1月法國，戛納

戛納老城依山勢而建，已經有　600多年曆史。一條石板路從山腳蜿蜒而至山頂，路不寬，兩旁是高低錯落的民居。厚重的木門沒幾扇開啟著，各家的窗戶卻開得交相輝映。陽臺上有大簇大簇鮮花，各種顏色，各種大小，各種芬芳，彷彿一場比拼豔麗晚裝的名媛社交會。

路旁的老式路燈早已喪失最初的照明功能，像是閒坐路邊的老人，用自己的花白鬍須告訴旅行者，老城的年齡已然不輕。

看到一家新古董店。所謂新古董，是指生產時間不長，卻又把時間要素換算成價值的商品。店裡的每件商品除了標註價格，還有生產時間。比如一隻　1940年的碟子，售價　20歐元；一包　1965年出廠的蠟燭，售價　歐元；一張　1970年的老唱片，售價　150歐元。進門時，會有鈴聲通知主人有顧客光臨。店主安然看報，並不理睬。偶爾讓他抬頭招呼的，都是一些相熟的老主顧。多年經驗讓店主知道，遊客大多把它的小店當成博物館，真正形成穩定利潤流的還是那些幾乎每天照面的左鄰右舍。

新古董店旁有一條小巷，半米寬，隨著山勢忽高忽低，忽正忽斜，看不到盡頭，也不知通往何處。對未知的好奇向來是每個旅行者的通病，非要看到常規路線外的風景。不過奇蹟與揹包十年危險總是結伴而行，好在我們大多樂觀，願意相信自己每把手氣都還不錯。

巷子的盡頭是個魚市，有各種新鮮的地中海活魚叫賣。剛打的大海魚，躺在冰塊上大口大口吸氣。魚市旁是水果攤、蔬菜攤，買菜的大多是當地老人。

市場周圍有幾個咖啡館。走進其中一家，老闆說他是超級球迷，曾隨法國隊到上海看比賽。所以咖啡館看上去更像個足球酒吧，掛滿俱樂部隊旗和大牌球星球衣。他說喜歡　AC米蘭，這也是我喜歡的球隊，曾在聖西羅主場看過　AC的比賽，因而和老闆聊得投機。咖啡館裡差不多都是買菜後來這裡歇腳的老人，彼此微笑著招呼，一杯咖啡，兩塊點心，幾句閒聊。生活好像不過如此，也好像應該如此。

早晨侍弄鮮花，去市場買菜，走累了，喝一杯。路上遇見熟人，交換彼此近況。下午去小店淘寶，晚上和老伴吃自制的燭光晚餐，放年輕時常聽的唱片，心情也就會格外好。

老人有自己的圈子，陽臺上盛開的鮮花是他們交流的語言，他們也有自己的驕傲，緊閉的大門並不對遊客開放。老路燈、老唱片、老街、老店和這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共同構建了一個安靜平和的生活圈。除了羨慕還能剩下什麼，無論對老城還是老人。

沒想到那麼快又回到歐洲，而這次我的身份是　CCTV2的出鏡記者。

《我把歐洲塞進揹包》出版後，我整理了一份簡歷，打算到中央電視臺的一檔旅遊節目毛遂自薦。這是在三里屯獨自喝酒的那個晚上想出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既能繼續旅行，又能讓父母放心，知道我有了一份穩定工作。

那檔節目叫做“旅遊風向標”，他們策劃的“由零開始”系列報道從零海拔的崇明島到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我每天晚上都追看。在節目最後一集，當主持人韓冬終於看到珠峰時，他哭得像個孩子，他想的一定是那幾個月的路途艱辛。這種感覺走過長路的人都能感知，於是我也被他的感動所感動。

我是那種有想法就要去實踐的人，於是跑到梅地亞中心的《生活》欄目組問人家是否要人。可工作人員告訴我《旅遊方向標》下屬於《為您服務》，他給我指點方向，告訴我《旅遊方向標》就在馬路對面。

接待我的是欄目組的一位編導老師，他說製片人去西藏拍片了，收下我的簡歷後就讓我回家等通知。面試過的人都知道，回家等通知基本等於沒戲，於是也沒抱什麼希望。

幾天後，我竟然接到欄目組打來的電話，讓我寫一個去歐洲拍攝大型旅遊節目的策劃案。我一聽，有門兒了。

幾年之後，我和一位已經很熟的編導老師閒聊，他跟我說，當年正是他接待的我，覺得這個小孩兒還不錯，於是推薦給了製片人。真是罪過，我那天的記憶已完全被忐忑的心情稀釋。感謝孟老師，如果你把我的簡歷扔進垃圾箱，我的人生可能就會拐到另一個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