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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發的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這種事等於一種慢性的病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恰好能在大難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作是德國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將慢慢地趨近滅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難挽救了。

幸而這災難，至少是大多數人所共見的。

人類對於瘟疫的克服，實在比肺癆為容易，這是因為瘟疫的來其勢很兇，死亡枕藉，使人驚心動魄，而肺癆的來，其勢和緩；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卻使人疏忽。

我們碰到了瘟疫就盡力來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於緩的方法來加以遏阻，人類能夠克服瘟疫的而反為肺癆所克服，便是為了這樣緣故。

政治團體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戰之前，有著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他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為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

這裡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為這個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為更甚。

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夠激發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行動上日就成為重要。

但是，不幸他們以為這種嚴重的問題，可以依靠簡便的方法，就能達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堅決的心，逕自去獲取一個正確的解決。

德國放棄了擴張新領土的觀念，而代之以經濟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業生產漫無限制而弊害百出。

這最不幸的結果，第一便是促成農業階級的衰頹。

農業階級愈是衰頹，那無產階級的會集於都市者也愈是眾多，終於使社會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

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鄰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的。

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

因為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我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

當時德國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遭到這種變化，其禍更為厲害。

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為後盾。

不幸，現在對於金錢勢力應極端反對的人，竟也預設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勸貴族也加入新金融資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舉，情有可原，因為畢士麥尚且不能覺察了這——個危險。

事實上，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於金錢之後。所以此風一開，勇武的貴族，立刻能退居在財閥之後，這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商業，因為發行股票而已經趨於國際化。

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固會努力於防制這種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斯主義運動，也是為虎作倀的。

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這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著馬克斯主義的助力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的，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斯主義是不得到勝利不成的。

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吉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是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他的一個主要目的。

德國工業化的進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確證，就是大戰後，德國一位工商界要人發表的意見，說商業是使德國復興的唯一的力量，這便是德國工業化成功的明證。

史旦尼斯（Stinnes）的這句話引起了極大的糾紛；但是仍被採納，而且在轉瞬之間。

便成為一切欺人者及空談家的格言；自革命以來，毀壞德國的運動，便是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戰前，德國衰頹的唯一徵兆，就是國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

這是他人臨事不能決斷，遇事畏葸的結果。

這種缺點，實在是由於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