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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洋拳手不知如何招架還手，給李小龍打得暈頭轉向，最後敗北。

事後，李小龍洋洋得意地說：“西洋拳講究的是閃避，攻擊只是一下一下的，而詠春拳以‘粘手’見長，可貼緊對手連消帶打。交手時，我以‘粘手’格開番鬼仔的來拳，對方手腕痠軟時，我就用另一隻拳猛擊。”李小龍又道：“我的詠春拳還沒使出一半，主要是怕犯規受罰。詠春拳講究速戰速決，如果放開來打，我一個回合就能把他擊倒。”

練武和演電影，是李小龍在港期間的兩件大事。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由童星向小生過渡，所飾角色仍以歹徒和流氓為主——只不過年紀不同而已。他離港前拍的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叫《人海孤鴻》，他在片中擔任主角，展示的是在日本軍佔領後香港的街頭故事。

李小龍扮演一名在日本軍統治下的香港的孤兒，他經歷過日機的狂轟濫炸，經歷飢餓的煎熬，他最終倖免於難，流落於香港街頭。

在他生活的那個地區有幾個流氓頭子，一個叫“十四K”，一個叫“和勝和”，還有一個女流氓叫“十八姐”。這個孤兒跟流氓混跡一起，他的專長是打荷包（扒錢）。一個慈善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但他依然以扒竊為業。不久，他因犯案被捕，那位慈善家再度伸出援助之手。他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坐7年牢，要麼進學校讀書，結果他選擇了後一種。然而在他讀書期間，流氓找到他，軟硬兼施說服他幹最後一次“扒錢”勾當，他答應了下來。在欲行動前他突然反悔，執意不去，流氓老羞成怒，割下他的耳朵。經歷了這事，他徹底看清流氓的殘忍毒辣，從此痛改前非。

葉問對李小龍所拍的電影不甚關心，他關心的是弟子能否成為武林中德高藝高的大器。他常向弟子闡述德與藝的辯證關係——德高必藝高，作為武林中人，且不說除暴扶弱、鏟惡救孤之俠行，最最起碼的一點，就是切不可向不會武功的弱者動武。

葉問同時又極力鼓勵弟子與人“講手”。講手一詞，最初是武師在一起探討切磋武藝，常常會由口說引發到手動，故“講手”一詞，實為交手或比武。葉問注重的是招數的實用性，不講手，就不知自己所練功夫的優劣長短，就不知自己下一步該如何練。葉問認為，功夫最終是打出來的，而不是練出來的，只有在講手中，才能不斷地完善和強大自己。

按照李小龍的性格，不用師父鼓勵講手，他自己會主動找人講手。這就像一位久練弓法的箭手，急欲把一隻飛鳥射下來。

那時的李小龍，經常在街頭“行兇鬧事”。他捕捉的講手物件，是他認為比他強的人。李小龍主動挑釁，激怒對方。對方一旦動武，李小龍便旋風般地使出詠春拳法，直到把對方打得鼻青臉腫、趴倒求饒方輟手。因此李小龍的講手，帶有濃烈的炫耀武力的色彩（這是他一慣的好勝心理所決定的），一旦動手，便把師父教誡的“講手須適可而止”的訓條拋到九霄雲外。

李小龍的名氣愈來愈大，得罪的人也愈來愈多。有時在街頭，他能在瞬息間把四、五個對手打倒。

李小龍尋人講手，也有人尋他講手。這是些像他一樣的學過武功的好勝之徒。這種人不是那種行於街頭、外強中乾的龐然大漢。他們與李小龍旗鼓相當，各有所長。但是李小龍憑著勇猛和過硬的拳腳，總能夠克敵致勝。

有時對方是幾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李小龍往往是師兄弟幾人與之應戰或挑戰。

後來去澳大利亞開設武館的李小龍的師兄兼把兄弟張卓慶，在接受一位武術雜誌記者採訪時回憶道：

那時候，與小龍及師兄黃淳梁，為了印證所學功夫的實效，四處向人挑戰……起先只不過是雙方三幾人，約定時間秘密舉行。想不到後來越搞越厲害，時常會僱了汽車到新界去打。

“我那時被人稱為‘大龍’，而他當然是‘小龍’了。我們樂於迎戰任何挑戰者……

“我們很不受對手歡迎，特別是小龍。因為我們是有名的搏擊能手。小龍更特別惹人非議，因他很狂傲地認為他能打敗任何對手……”

除拍電影，李小龍基本上不務正業，這使他父母為他的前途非常擔心。很有可能，李小龍將來會開武館做武師，那不是他父母所希望的。他父母希望的是他完成大學的學業。

李小龍混到18歲。18歲是中國人界定成年人的年齡。因此，他母親極力主張他去美國讀書。她認為小龍是美國公民（按照美國法律，出生在美國皆是美國公民），理應接受美國教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龍四處講手樹敵太多，再這樣下去，會遭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