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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曝光的涉案人數已經達到十數位，但此案本身卻一直撲朔迷離、陰晴未定。由黃光裕引發的巨大激盪的政商風雷，已經超乎黃光裕自己和許多人的意料。

在2009年這個喧囂的春天，一部叫《潛伏》的電視連續劇正在熱播。而在黃光裕案的背後，究竟還潛伏著多少“黑天鵝”呢？這些“黑天鵝”又是從哪裡遊弋而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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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黑天鵝”的老巢

如果追尋這隻“黑天鵝”的老巢，應該是築在黃光裕創業期間那片混沌無序的草莽之間。

在秩序和法規尚未健全的地方，無疑類似於一片叢林地帶，處於江湖之遠的民營企業家，更多秉持的是一種叢林法則。

從地理環境來看，黃光裕出身的潮汕地區，生存條件十分艱苦，這方水土養活不了這方人，大家只能另尋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著極大的風險偷渡香港或遠走南洋。查閱此地的相關歷史，潮汕這塊荒蠻偏避之地，在古代有過叛軍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鬧過海盜和革命軍，在現代更盛行走私、投機倒把的行為及一些群體性事件。這些人與事，都在挑戰著當時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秩序與規則。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長。

黃光裕出生在貧困的家庭。他的父親曾一度受到別人的欺負和歧視，黃光裕的妹妹因交不上學費而不能及時領到課本，黃家請人吃飯常常臨時借米賒菜……極度的貧困不是讓人萎頓絕望，就是讓人偏激不安。對當時的孩子來說，正規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念好書考上大學、二是去當兵，但對黃光裕這樣的窮小子來說，顯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機倒把等充斥著原罪的旁門左道。貧困是一條惡犬，很容易將走投無路的狂妄少年趕上不歸之途。

在貧困與不安中長大的黃光裕，卻適逢其時地碰上了一個激盪多變的大時代。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新秩序的構建還遙遙無期，舊秩序卻仍如沉重的枷鎖牢牢地套在人們的脖頸上，大家在這片混沌無序的地帶上，盲撞地尋找著生命的突破口。他們在自覺與不自覺間前赴後繼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籬。

韓國學者樸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書中說，“我們沒有指望的，就像梨樹只能結梨，蘋果樹只能結蘋果一樣，因為我們是罪樹，再怎麼努力也會犯罪。”

對於幾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黃氏家族，原罪問題是一出生就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信仰問題。“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聖經？詩篇》51：5）。黃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這種宗教儀式，其本質就是對這種原罪的認服。在時代的風浪中，黃光裕如脆弱又韌性的蘆葦，起伏跌蕩中，人性的善與罪共存不悖並交替閃現。他勤奮、堅韌、大膽、聰明、慷慨、溫和的一面，與貪婪、冒進、吝嗇、無情、矇昧、僥倖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為人格嚴重異化的兩面體。

馮侖在《野蠻生長》中，對處於“叢林法則”狀態的民營企業家有過生動的刻畫：“在民營江湖時代，民營企業彷彿為匪為盜、或者像遊俠，因為我們在過去的舊體制內長期被限制，一旦突然離開以後，實際上有一種特別輕鬆和自由的快樂。在民營企業初期，雖然揹負原罪的重壓，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前仆後繼地折騰呢？一個是逃出原有的體制能獲得一種自由感，可以滿足人的征服慾望；同時也有一種成就感，因為在江湖當中，我們都具有一種英雄氣，容易滋生英雄的審美，也獲得自己成為英雄的滿足感；再者，企業（公司）在江湖中也能獲得一種相當於行幫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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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叢林越走越遠

同樣處於“叢林法則”時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開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卻一直沉溺其間、難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後，馮侖意識到，“原罪”引發的財務危機就是高負債、高暴利、高風險，結果只能是“以老闆為市場，以銀行為客戶，以籠絡為管理，以調賬為經營”，所以民營企業成功機率很小。而“我們和很多企業沒賭死，就是因為中間認輸，退出不賭了。”

而中國企業家的典範柳傳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為被查出有逃避稅收的行為，被罰款30萬元；1990年，因為用散件組裝的方式進口微機以逃避整機稅，差點面臨牢獄之災，最後以罰款200萬元結案。

柳傳志之所以能走出“叢林”，不能不歸結為他深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