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以同然乎？心之所同然也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假定理與義是我們心內所固有。

孟子常用道德上的熱情來談及義。有一次他去晉見一位王，而王問他：“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立刻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又有一次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它是屬於那種培養基督徒的自尊心及高度榮譽感的高尚理想主義。我們必須承認它是一個相當高的標準。滿洲官吏常常貪汙，如我們所知，所有國家的官場都常有貪汙。但真正的儒家學者常對那些貪汙的官吏側目，而堅持孔子所建立的嚴格的道德標準。

“尸諫”是這種精神的事例之一。尸諫是送給皇帝一個“死人的諫表”。在暴君當政的時候，那些學者希望皇帝做一件他認為對的事，便呈遞一個違反皇帝意旨的諫表，他也知道這樣一來，便有當庭被殺死的可能。例如，在那自大狂的女皇帝武則天當政的時候，當幾個高階官員，包括首相、財政大臣、皇家秘書長，都已因為反對女皇帝而被處死刑，有一個皇家秘書繼續奮鬥，他送一份尸諫表到皇宮的收發處，那裡收到這份表後擊鼓表示它未被忽視。這位官員知道什麼事情要發生。於是他和他的家人共進晚餐，吩咐後事，從容而莊敬地穿好了朝服，然後自殺。

【五、以家庭為社會單位】

如果孔子只是一個教人做君子、做賢者的道德哲學家，他永不能有他現在所有的遍及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但孔子同時還是一個社會哲學家。以他所獲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論，他可能是在一切歷史中最成功的社會哲學家。他有一個社會秩序的夢想，而這個社會秩序為中國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二千五百年，對他們的禮貌、風俗、家庭生活、社會習慣，及宗教崇拜，都有影響。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國；他就是道德的中國，給中國社會及中國社會機構以形態，自政府以至夫妻間的關係，成人與孩童間的關係。自希臘以來，直到今天，曾有過許多社會哲學家，及許多想設計一個較好的社會的社會主義者，例如聖西門及傅立業，但沒有一個人成功。有些人的思想甚至在極短時間內即已顯出其荒謬，終於有一個勉強留下來；但因為頑強地無視人類心理，它已成為對人有害，回到暴虐及獨裁，否定了社會主義的目標。反之，孔子社會秩序的夢想不涉及經濟，但握著人類的心理，特別是男女之愛及父母與子女之愛。無論誰人藐視這些公例，儘管有槍尖及獄牆，必然很快滅亡。甚至今天，孔子仍是赤色中國最可怕的背後領導者，因為那些滋生反抗的情操是屬於儒家的。誰若說儒學在中國已死，就等於說一個母親對她子女的愛心是可以死的。而且，在時間的巨流中，當埋藏地下人類情操的洪水爆發時，將不帶來政冶或經濟的標語，而只是簡單地說：“我們還給每一個男人他的妻，還給每一個母親她的子女。我們還給你一個家庭。”

孔子無疑做過一個社會的夢。他反覆地夢見周公，因為在他老年的時候，他說：“甚矣吾衰也，人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是武王的長兄，曾負責奠定周代的文化社會及宗教制度，詩篇及祭禮，官階及禮儀，鄉村的節期，以及社交的禮節及規律。周公當然沒有親自做這所有的事情，但在孔子的心中，他代表著一個因跳舞及音樂，服飾及車輛，與崇拜的廟宇而令人神往的社會秩序的象徵。這個周公時代是孔子的“黃金時代”，是他理想社會的實現；在其中，社會是安定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權利與責任。孔子鑑於他當時的可怕的社會崩潰，希望能看見這樣的一個社會秩序得以恢復。所以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儒學常被它的說明者稱為對人倫的教訓，特別是基本的人類關係的教訓。基本的人類關係有五，每一種都有特殊的德性：君臣之間是忠；父子之間是愛與敬；夫婦之間是愛；兄弟之間是悌；朋友之間是信。所有這些都包括在一個無所不包的禮（好儀式）的概念中，禮是中國社會的本質。我們可以綜合起來說，儒家教人在個人行為上要有好教養，在社交上要有好儀式。廣義地說，儒家可說是成功的。中國人可能有說謊著、小偷、貪官汙吏，但甚少發現有中國普通勞動者，或農夫，不把人與人的好關係及好禮貌視為首要，或可被稱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張用禮貌來潤滑社會的摩擦。無論你怎樣不喜歡被搶，但如果那個搶匪說，“我求你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