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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在南方，從我們鄉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裸露的黃土岡。但我們深入內陸，因此到了離我們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無法走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的多的輕舟，這種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伕把它舉起來渡過那些急湍，船伕們把褲子捲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託在他們的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這般接近高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雲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遊，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藐視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虛偽而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已成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產生內在的力量與獨立之感，這些，沒有人可從我身上拿走。這山還給那句聖經上的話帶來真實感：“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若未能領略到把腳趾放進溼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姐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去家中的井裡汲水。學習汲水的技巧是很有趣的。當吊桶到達井底時搖動它，這樣它便會翻轉來裝滿了水。我們不知道有小機器，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這樣的燈，同時還有幾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歲左右才和我們的生活有關。我母親常用一種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是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曬乾，使它堅實一點，在洗濯的時候，才不至於太快用完。

我父親是那時候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於想象力、幽默，並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我們孩子們對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就是那種被稱為“新學”的西方知識的熱烈的興味。我的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為她的孩子們的愛慕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弟兄及姐妹們常合謀對我們的母親作善意的戲弄。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來告訴她。她願意聽，但有點不大相信，直至我們爆發笑聲時，她的面孔折皺起來，她會說：“你們在愚弄你們愚蠢的老母親。”她為扶植那些孩子，曾忍受過許多勞苦，但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們已把烹飪、洗滌等家庭雜務拿過來做。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作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成。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但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我的父親是不從習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們梳辮子，而是留著一種僮僕式的短髮；我的姐姐常為我們編一種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種。我的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時會憑一時的衝動，走到河岸近著橋頭的地方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會聚集在那裡，坐在夏日的微風中賞月。我的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差不多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後他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而回家時沒有擦乾。他常常建築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兒曾建過一所。當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我看見他建築在坡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陽曬乾的泥磚造成，上面蓋瓦，表面塗上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來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小溪的華納斯（A。　L。　Warnshuis）牧師，聽到這種情形，從美國定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口大釘聯合在中間，那口大釘可以把那些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適當長度。它們連線在支援屋頂的木條之上，當螺旋釘扭緊時，那些鋼條把木條牽扯在一起，而人可以清楚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瞬。

雖然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牧師，但這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我曾幫助他裝裱大儒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掛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型大約有一方尺寬窄，我父親曾走一趟漳州以取得這些墨寶的翻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於十二世紀，據估測是由於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的省份。如我所見，他的工作不大成功，因為我省女人所纏之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的訪問中住在牧師住宅的時候，他們留下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的一粒領鈕，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他們走了之後，房子的四壁仍充滿了牛油味，我的姐姐逼著要把窗子開啟，讓風把它吹走。我和書本上英文的首次接觸，是由於一本不知是誰丟在我家的美國的婦女雜誌，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