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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硬，放入箱裡，且放上防腐劑，它不容許任何討論。很奇怪，在這件關於宗教的事情上，每一個人都似乎認為他所擁有的是獨一無二的真理。在演說中要求透過美國聯邦憲法的富蘭克林說：“因此我越老，我越容易懷疑我自己對別人的批評。”真的，有許多人，以及各種教派，都認為自己擁有一切真理，而別人無論在任何地方和他們有異見，都是大錯特錯的。斯蒂爾——一個新教徒，在一篇獻詞中告訴教皇說，我們兩個教會對他們信條的正確性唯一不同的意見是，羅馬教會是無誤的，而大英教會則永遠沒有錯。雖然許許多多個人認為他自己的無誤性是差不多和他所屬的教派一樣高，但很少有人會這般自然地像某一法國婦人在和她姐妹的小爭論中說：“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未遇見過一個經常是對的人。”

可能有許多人想給我們一種“裝在箱子裡的拯救”，許多人想保護我們免於異端的誘惑。這種對於我們個人得救的焦慮，是完全值得讚賞的。但另一方面，在這種“裝在箱子裡”的拯救中，人們卻容易在我們的信仰上，加上過重的負擔。這就是所謂教條及靈性上的獨斷主義；而我所反對的是那種靈性上的獨斷主義，多於那些個別的、特殊的教條。這種過度的保護及信仰的負擔，可能壓扁了許多青年人的心。

寫到這裡，我想到一個父親告訴我關於他自己的故事。我們是住在南中國海邊的漳州。有一位牧師住在離漳州約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例行回到城裡兩次。當時我父親是十二、三歲左右。我的祖母，因為是基督徒，奉獻她兒子的勞力，免費為這位基督教牧師搬執行李。父親當時和他的寡母相依為命，常常去販賣甜食，下雨天就改賣油炸豆。漳州的居民喜歡在雨天吃油炸豆，因為那些豆被炸脆之後，味道有點像美國的爆玉米。他是一個好擔夫，遵從我祖母的吩咐去抬這些行李，那個牧師的太太和他同行。父親告訴我，這個女人把每一件東西都放在擔在他肩上扁擔兩端的籃子裡面。不只有衣服、鋪蓋，其實這些東西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已經夠重，但那婦人再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後還加上一個三四磅重的瓦爐。而她對我的父親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強壯的孩子，這一點點東西你不在乎，我知道你一定能擔得起。”其實她並沒有必要把那個瓦爐從漳州和她的住所之間擔來擔去的。我仍記得看過父親肩頭的疤痕，當然它並非單是因為這些行程；但我曾常常想及那些裝行李的籃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個非必要而可搬運的瓦爐。這使我想起各種不同宗教的祭司們喜歡加在青年人肩上的信仰的重擔，且對他們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強壯的孩子，你可以擔得起。你只要信，你將發現它是真的。”有時那些青年人的肩頭會長出膿包。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時代

我生於十九世紀之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之年，條約規定割讓臺灣且承認朝鮮獨立，也是甲午役中國敗於日本的後一年。中國在日本手上受到壓倒性的失敗，是因為滿洲帝國的寡後把準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宮的建築費。舊的夏宮已在一八六○年為英法聯軍劫掠及焚燬，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情緒，助成數年後拳匪之亂的突發。我記得聽父親說過關於拳匪之亂時那個寡後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是五歲。查考年鑑，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欒琴發現X光的那一年。

我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個房子，而緊接著它，是一座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臺上，人可以透過教堂後面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的本身。在教堂的屋頂與牧師住宅的椼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一個孩子可從這方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而從另一方面滑下來。我記得我以一個站在陽臺上的小孩子驚異於上帝的無所不在。它令我困惑，因而想到如果上帝是無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頭上幾寸。我也記得曾因日常謝飯的觀念而自辯，所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一切生活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中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驚奇的時代，而站在牧師住宅的陽臺上，我就發見許多值得驚異的東西。在我的前面是南山的十個峰，而後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是一個“湖”。由此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在那個時候，帆船的行程約需三天。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種永久印在我心頭靈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