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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聖約翰大學的收穫之一，是發展得圓滿的胸脯；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我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張望著我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隻公園裡的松鼠，無論他吃什麼都能吸收而且滋養。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驚異，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上前後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渡暑假。我父親請我講道（這種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即已做過多次，因為我父親是個不拘守傳統習慣的人，而他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條講題：“應把聖經像文學來讀”。對那些農民基督徒談及聖經像文學，的確是毫無意義，但這種觀念當時是在我意識的最前線，於是它就溜出來了。我想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喬舒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通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萬國萬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應該可以想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面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認識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但同時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惡兆，“英文好，但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喜歡那所大學但卻忽視功課。考試那一週，其它學生正在惡性補習，我卻走去蘇州河釣魚，我的腦筋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蠢人，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裡我必須提及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極特殊的反動情形。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休斯頓·張伯倫“十九世紀的根基”。為什麼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瞭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個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體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們卻把它作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必須勉強捱過。每週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聽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的其它的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他是透過他的眼鏡來看著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種我無法透過的表演，一種內心的絕對空虛是難以維持的，而我並不想象佛家禪宗入定。這是聖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壞的是即使一年又一年的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並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種情形到一九三○年之後才有改變。

我曾開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但當我進入聖約翰大學，便突然中止。一個心不能服事兩個主人，而我愛上了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而甚至我在來比錫研究的時候，我父親仍來信說他多麼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種要用半生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真正忘記其它所學而親切地去做，而必然是人在大學之後的教育的一部分。心的繼續生長與成熟，大部分是靠賴把在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而論，這種忘記所學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把我的基督教信仰也跟著拋棄。

此時我在學習當牧師，這是由於我自己的選擇。我在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註冊，在此被第一次暴風所襲擊。訓話學對別人的心比對我的心更為適合，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是福祿特爾的跟從者，雖然我在離開聖約翰大學以前，未對福祿特爾作直接探討。對於我的問題，有時我發現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我被襲擊，而我退走；我再度被襲擊，而我又退走。一切神學的欺騙，對我的智力都是一種侮辱。我不能忠實地去履行。我已失去一切興趣，得到很低的分數，這在我的學習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適於做牧師，他是對的。我離開了神學院。

第二章　大旅行的開始

畢業之後，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與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種滿足及生活合宜的感覺，時代已經變換，但北京仍在那裡。有臥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噴射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樓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於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在地上還能求什麼？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和長城明冢的接近，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異教的，有異教徒的快樂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