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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教會訊息”讀到的。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以使我二哥可以在進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禁不住地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姐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得到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姐只好漂流再漂流，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在這些日子裡，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於嫁人。我二姐有一個等候了很久的求婚者，但每當我母親晚上去找她想提及這個求婚者的問題時，我二姐都把燈吹熄了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她又已經二十一歲。

當大家因為我二哥快要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時，問題也拖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想向一個好朋友而且是他從前的學生借一百銀圓，卻絲毫沒有把握。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個我父親從前的學生現在已是富翁，我記得我父親無論何時經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舊學生的家裡。因為在這位老師與學生之間還有多過一般師生的關係：這個富翁從前是一個聰穎而貧寒的孩子，當他在我父親之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作為禮物，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當它已破爛到不能再戴時，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它的帽子，而他的確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臺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與文臣，家庭中的僕人，夫婦之間，都講究忠。我父親知道只要他肯開口，他一定可以得到這筆借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我二姐及我們一家一同乘坐帆船直下西河，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舉行婚禮，而我是假定起程到上海去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的頭上，但我是喜洋洋的。那時我是十六歲。婚禮過了之後，二姐從她嫁衣的袋子裡面拿出四角錢給我。在分手時她眼上掛著淚珠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你的姐姐，因為是一個女孩，不能去。不要糟蹋了你的機會，立定決心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物。”這是我家庭理想模型的全部。

二姐兩年後死於瘟疫，但這些話仍常在我的耳朵裡迴響著。我所以談及這些事情，因為它們對於形成一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做一個基督徒，就是如我二姐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中，文士們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一切學問都沒有價值；對於一個謙虛的、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跌倒的，卻可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訓最單純而毫無纏夾的綱領。我現在仍想象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復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上帝一定已因此而愛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使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對他更為親近。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贏得了相當的聲名，因為它曾產生了幾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無疑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原故。雖然它是聖公會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產生成功的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平，並不超過對一個買辦的期望。校長卜濟舫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於自己任務的概念，我想是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般的影響，是不容誤解的。每一個早晨，早禱會之後，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包，帶著一個收賬員，巡視整個校園。我深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這樣規矩的人，以致有人說他一年讀一本長篇小說來使自己在一週之內有一個小時來特別鬆弛一下。至於圖書館，藏書不多過五千成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人到那一所大學讀書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是在你；而它必須出自你的內心。我們的心是一隻猴子；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隻猴子帶到森林裡去，你不必告訴它在那裡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領導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遊，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丘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網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從夏威夷來的同學擲棒球，儘管我永遠不能把它擲成曲線。我參加划船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