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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以為孩子們累了休息一天，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早晨上工，老戶長見孩子們又都沒來，便覺得不對頭。急忙趕來，叫開門，見都躺在炕上不起來，便上前挨個叫。大家好容易支撐起來，把老戶長嚇了一跳。只見他們每個人的臉都腫得變了樣，老戶長問道：“你們幹什麼去了？怎麼變樣了？”

有一個同學吃得少，中毒較輕，便把頭一天的事說了。老戶長一聽，馬上到外屋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來了：“你們這些孩子，什麼都不懂，這哪是野菜！這種山菜有毒，你們都中毒了！”

說著，便往門外走去。

多虧老戶長髮現得早，他找來赤腳醫生，又用當地的一些土辦法給大家解了毒，沒有幾天同學們都復原了。

古家村雖然窮，但山裡人心地善良、樸實。知青們得到他們很多照顧，那些往事都一一記在劉永好的心田裡。他很早就暗下決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一定要讓這些樸實、善良的山裡人過上富裕日子。這個理想在他心裡埋藏了多年，直到許多年後，當改革的春風吹遍中國大地，劉永好順應潮流下海創業，他選定的創業地點就是當年他插隊落戶、養育了他的古家村。因為，他熟悉這裡的農民，他了解這裡的農民。

2002年1月26日，劉永好被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聘為管理教育顧問。

2002年1月26日，劉永好被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聘為管理教育顧問。他在同該校幾百名MBA座談時，談到了這段經歷，他感慨地說：“我當了4年零9個月的知青，我覺得非常榮幸，因為這段經歷鍛鍊了我的意志，鍛鍊了我的心態，鍛鍊了我的身體。在農村能夠學到很多東西，使我瞭解了中國的農民，瞭解了中國的市場，懂得了艱苦創業，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課，是一定要上的。”

二、創業：艱難的起步（1）

劉永好從1982年下海經商，親身經歷了國家對民營企業政策的變化，也飽受了許多創業的辛酸和磨鍊。對於劉永好來說，吃苦受累的事他並不害怕，人們因為不理解給他白眼看他也無所謂。他最害怕的就是因為政策的變化使他辛苦創辦起來的企業流產。因此，他說，在他的從商經歷中，最要感謝的一個人，就是當時的新津縣委書記鍾光林，當時，是他批准了他們四兄弟搞科技下鄉，帶領農民致富，也是他在當時有人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提出異議的時候，給劉永好吃下了定心丸。如果沒有鍾光林的支援，也就沒有劉永好的今天。

1。“第一臺國產音響”流產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物質產品極度匱乏，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差很大。恢復生產，恢復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是，在1978年的時候，要搞經濟建設談何容易？一方面“要錢沒錢”；另一方面，1000多萬的已經回城和即將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裡原有的待業青年，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

在解決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方面，當時的國策是先引進國外資金“借雞生蛋”。很快，可口可樂、松下、通用等國際知名企業來了，最早一批合資企業誕生了，作為當時利用外資的最大專案上海寶鋼破土動工了。

“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這是*1979年1月17日會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彛�⒐鷗��5位工商業界知名人士說的話，這句話一傳開，全國工商界為之震動。就在1979年1月17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些上海的老工商業者以民間集資方式創辦了“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後來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緊接著，溫州一個叫章華妹的小販領到了據說是全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執照，北京的劉桂仙在一個小衚衕裡開辦了首都第一家個體餐館。還有一個曾經在北京大柵欄街道辦事處擔任供銷組長的叫尹盛喜的北京人，靠幾千元貸款，帶領一幫返城知青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華的前門大街上做起了買賣，若干年後，他將“大碗茶社”辦成“老舍茶館”，並在老字號林立的前門樓前站穩了腳跟。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一定範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又過了幾個月，在*中央、國務院下發的一份檔案中，第一次提出對個體經濟要“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8字方針。

閘門開啟了。蘊藏於民間的財富創造力和創業活力“譁”的一下噴湧而出。可以說，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決策，為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