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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諫有未盡歟？天下之大，機務之繁，責在一人，而失所輔導；朕雖不德，獨不念祖宗培養之澤乎？其抒忠藎，以慰朕懷！

過了幾天，更明文規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將以上，“各舉職事及兵民疾苦，極言無隱。”皇帝有這樣的誠意，湯斌覺得自己不說話，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是不許可的。

於是他寫了一道“敬陳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發交“所司大學士”擬議，因而惹得他的長官，大為不滿。

湯斌對修明史的見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陳言，確有深入而不易為一般人所覺察的發現，他說，明朝的實錄，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奪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許多隱諱。其次，明朝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雖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為楷模，而這些人物在實錄及史館的傳稿中，是沒有記載的。複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紀”和皇后以下的“傳”以外，還有綜述天文、地理、職官、科學，以及兵刑、財賦、藝文的“志”；列陳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對修明史的辦法，歸納為八個字的宗旨：“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完備的史料，存在於民間，“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正該及時“開獻書之賞，下購求之全”。

搜求遺書，原是大家一直在談的，但從沒有人像湯斌般說得這麼切實。湯斌的用心，是要儲存歷史的真相；而那般貳臣，最好淹沒真相，免得他們出乖露醜，因此他的建議，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說什麼。

終於，他們抓到了他的“毛病”。湯斌說：宋史修於元朝至正年間，特別傳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順治元、三年間，前明諸臣，也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的，這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世”。這段話在湯斌就事論事，只為綱常名教著想，無意於語中帶刺，譏嘲什麼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錄，而又靦顏事清，好官自為的大老來說，卻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湯斌的官職是國史院檢討，所以“內三院”——－一宏文院、秘書院、國史院的大學士，都是他的長官；當然，真正的長官是國史院大學士。

那時的國史院大學士有兩個，一個名叫黨崇雅，陝西寶雞人，湯斌出生之前兩年，他就中了進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戶部侍郎；人清後，老病侵尋，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個國史院大學士，在明朝也是個情郎；他是蘇州密邇的吳江人，名叫金之俊，字豈凡。李自成破京師時，他曾飽受凌辱；多爾袞入關，降了清朝。雖事二姓，卻與同時的貳臣，馮銓的無恥、劉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總算是個有心人。有名的“十不從”，就是他的創議。

據說當多爾袞招降明臣時，他曾提出一個條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爾衰找了他來，當面詢問；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漢家的衣冠文物，概括為十從十不從：

開宗明義第一款，“男從女不從”，男子薂敫發，女子仍舊梳原來的髮髻，不跟旗人婦女學梳“兩把兒頭”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後的喪儀，仍用明朝舊俗，這是“生從死不從”。死既不從，則陰世的一切，自然跟陽世不一樣；做佛事超度，什麼“疏頭”、“路引”，都從明朝的花樣，與清朝無涉，所以叫做“陽從陰不從”。

做官的，高坐堂皇，觀瞻所繫，自不能不穿朝珠補褂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隸役依！日是明朝“紅黑帽”的打扮，這叫“官從隸不從”。官宦從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從，所以新娘子鳳冠霞帔，儼然明朝命婦，這是“仕宦從婚姻不從”。

再有就是“老從少不從”，孩子們百無禁忌，穿什麼都可以。至於“儒從而釋道不從”和“娼從而優伶不從”，是遷就事實，因為僧衣道袍，由來已古；而戲臺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須用前朝的服飾。

最後兩款，關係清朝的開國規模，“國號從官號不從”，國號大清而官號仍舊是大明的六部九卿，總督巡撫：“役稅從文字語言不從”，起先滿洲人說滿洲話，漢人用漢語，到後來連滿洲人也不能不用漢文，說漢語了。

這“十不從”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幫了清朝的忙，得以懷柔漢人。也就因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當他接到交議的湯斌的奏議，感到十分為難；因為他是個相當通達的人，不以為湯斌的建議是錯誤的，但是他是個會做官的人，覺得湯斌的建議，有些不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