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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盡；因為宮中所藏的書，無所不有，而有許多是外間所難得一見的“秘笈”。同時，明朝歷代皇帝的實錄，及內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機會可以細讀。但苦於卷帙浩如煙海，唯有夜以繼日，挑最精要的口湧手鈔，苦讀不休。

三年散館，湯斌以成績優異，授職為國史院檢討，這時正是修明史之議，舊事重提之時。明史的創修，起於順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滿清的“貳臣”；不但下筆為難，而且還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個最無恥的馮銓，甚至偷竊了最原始、最珍貴的史料。

馮銓是直隸琢州人，他是天啟年間萬惡太監魏忠賢的乾兒子。明朝亡於宦官，而魏忠賢則是罪魁禍首，馮銓又為魏忠賢的心腹，所以從天啟年間起，他就為正人君子所不齒。崇禎二年定“逆案”，馮銓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責和徒刑的處分，准予捐贖為民。閒住了幾年，等清兵入關，他是最初投降的“貳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學士授為清朝內宏文院大學士。順治二年，奉詔與洪承疇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憑藉，就是前朝的實錄和國史館的傳稿。國史館為前朝的大臣立傳，而實錄則為皇帝一生事蹟的記載；皇帝在世時，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後，根據起居注整理編纂，成為編年體的史料，就是實錄。國史館的傳搞不存，還可以根據被傳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來寫成傳記；而皇帝的實錄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著筆了。

馮銓因為這個緣故，得以進入庋藏前朝實錄的“皇史囗”，發現天啟年間的記載，對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啟四年—一這一年魏忠賢到涿州去進香，護衛的鐵騎如雲，蟒袍玉帶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蹕傳呼，與皇帝出巡無異，而馮銓也就像“叩閽”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陳訴，說他的父親馮盛明，當河南左佈政時，以讀職被彈劾，是“東林黨”的陷害。

以無錫東林書院為基礎的，敦品勵行之士所結合的一個集團，被人稱為“東林黨”，正是魏忠賢所深惡痛絕的眼中釘；因而馮銓的陳訴，很容易打動他，將馮銓任用為東宮官屬的少詹事。其時“鐵漢”楊漣，一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賢頗為恐慌，馮銓向他進言，教他不必顧忌，儘管用高壓手段，茶毒東林。因此，馮銓的罪惡，並不比其他“閹黨”巨擘，如崔呈秀等人來得輕，此已成當時的公論。馮銓怕天啟四年的記載，有公之於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盜心，把這一年的實錄悄悄兒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實錄，本來從天啟七年以後就不存的，現在更少了天啟四年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發困難，馮銓等人奉詔從事，只是仿照通鑑的體裁，草草敷衍，略有幾本而已。這一部判明一代興亡得失的正史，還須從頭做起，而最要緊、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訪求天啟、崇禎兩朝的史料。

於是順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議以重金購求所缺明實錄的抄本、釋出政令及人事動態的“邸報”，個人撰述的野史。同時要求各衙門，將有關政事的檔案，移送內閣。但是，效果不大，因為握有此項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諱，或者怕輕易被毀。在他們看，像馮銓這樣的人，根本就不樂見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貳臣”的原形畢露，醜惡不堪，如何還能靦顏偷生？

事實上也是如此，由於貳臣的立場不正，要期望從他們手中出現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湯斌早就看準了這一點，所以也早就有志於此。多少年以來，他就不斷將看到聽到的忠臣烈士、義夫節婦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忠實地記載著儲存著，希望有一天能夠為他們表揚於天下，留芳於萬世。

對於纂明史的條件、方法，他當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對長官談過；但是所有的長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於是得到一個可以向皇帝講話的機會，他自然不計個人的安危得失，毅然盡他的言責。

那時是順治十二年，跋扈的攝政王多爾衰死後，在滿洲貴族中引起的明爭暗鬥，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貳臣，接續著使明朝加速崩潰的東林與閹黨的鬥爭，衍變為區域性的“南北之爭”，樹立門戶，勇於私鬥；而各省則盜賊蜂起，水旱災荒不絕，天資過人而樂於親近文士的十八歲的皇帝，決意整飭政風，恢復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樹立鐵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時下詔求直言：

親政以來，五年於茲，焦心勞思，以求治理，日望諸臣以嘉謹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國未因，水旱頻仍，吏治墮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門！諸王大臣皆親見祖宗創業艱難，豈無長策？而未有直陳得失者；豈朕聽之不聰，虛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