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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調到江西，做鄱陽湖東岸的“湖東道”。這個缺後來裁掉了，耿介因為治績優，調為直隸大名道，轄區當河北、河南、山東交會之處，自古以來就是軍事重鎮，也是有名的煩劇難治之區：他的居官信條是：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並用，政績大著，是個響噹噹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著“逃人”的案子，而且因為地處衝要，比湯斌在潼關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湯斌一樣，認為“功今固嚴，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沒有一個牽連在內。光是這一項惠政，就使得屬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於他的母親去世，丁憂告歸。服滿以後，家居不出；這年想起湯斌，由登封到睢州專誠訪晤，登門才知道他“仕優而學”，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孫奇逢的，回裡以後，摒擋就道，跟湯斌做了同窗。

湯斌接到訊息，親到山下迎候，接著了歡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亂起，朝廷詔舉賢才赴軍前效力。這時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個大學士熊賜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湯斌晚兩科，是順治十五年的進士，也是個“道學先生”，由於皇帝崇尚理學，熊賜履深受敬重，他著過一部談心性的書，題名《聞道錄》，說“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為神也。”這個議論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湯斌的理學，路數不同，只是湯斌並無門戶之見，所以篤信程朱的熊賜履，對他並無惡感；問到左都御史魏象樞說：“我從前讀過湯斌的文章，只是不識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湯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極了！我想上奏章舉薦他。”

“舉薦此人，誠然適當。一不過，”魏象樞顧念湯斌的境況，代為辭謝，“他此刻在蘇門讀書，家貧親老，恐怕到軍前效力的行裝都辦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賜履聽得這話，只好死了舉薦湯斌的心。

但即令徵召，湯斌也一定會辭謝，因為這時孫奇逢下世，夏峰子弟，無不哀思濃重，失了常度，在孫奇逢死前的那幾個月，湯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從老師那裡多得一些教益。而孫奇逢也持著約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經九十二歲，除了重聽以外，看來身體還相當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謁過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應接問業的弟子。或者遠道慕名而來的賓客，彷彿整日都無倦容。其實那是憑多少年修養的功夫在支援；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壽，已覺上天眷顧特厚，抱著隨時可以撒手塵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虛耗寸陰，想到理學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傳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經歷的憂患艱險，所見到忠烈義行，沒有機會能夠紀錄下來，流傳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餘生，加以彌補。

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湯斌，因為他一向有志於表揚忠臣義士，而且兼具史識、史學、史才之長處，是記述他的遭遇的最適當的人選。

“孔伯！”他說，“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頗有見聞，不忍湮沒；如果我不告訴你，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義烈之行，不為後人所知，想來你亦當引為憾事！”

“是！”湯斌興奮地答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等我細細告訴你，此亦是千秋之業，我們定一個日課，我迷你記，記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說漏，我替你訂正。”

“是！我照老師的吩咐做，時間我看不必固定，老師得閒，或者興致好的時候，隨時喚我好了。”

“不！還是每天定個時候的好，就在晚飯以後吧。”孫奇逢徵詢湯斌的意見，“我們從哪裡談起？”

湯斌想了想說：“就從‘范陽三烈士’談起。”

“也好！”孫奇逢說：“‘范陽三烈士’是他人所賜的美名，實在愧不敢當。當時畿南負鄉里重望的是鹿忠節公鹿善繼的老太爺，名諱一個‘正’字，大家都稱他鹿太公，急公好義，極有肝膽，不曉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與張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義行。當時的情形是如此

東林與閹黨之爭，也就是君子與小人之爭；當熹宗即位之初，東林的聲勢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敵不過小人的晝夜環伺，到了天啟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顧秉謙、魏廣微入閣，東林便可危了。

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結論中說：

積威所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