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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這樣一道上諭:
靳輔奏請治下河之法,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取價償還等語,九卿會議進行。朕思田畝洞出,便當與民墾種納糧,若取佃價償還,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為主張,故議準行耳。當詳議具奏。
因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蘇的紳權最重,在籍的大員,成為劣紳者,頗不乏人;京朝大員在家鄉的子弟,亦常多橫行不法,下河兩岸有涸出的田畝,常為此輩所侵佔,如照靳輔的奏議,領回繳價,自然不願,難得皇帝有此意思,樂得把靳輔的計劃反對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龍,也是反對靳輔的。他的反對,不含私意,而是出於見解的不同,靳輔認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開了海口,海水必將倒灌;于成龍認為海口應該開闢深廣,以洩洪流,所以反對靳輔的,便力贊于成龍,拿他作為對抗靳輔的擋箭牌。
這兩個人都為皇帝所信任,卻各執一說,無從調和,因而限期命靳輔與于成龍進京,作御前辯論,看看到底哪個的道理對?
靳、於到京,先由大學士傳旨詢問,九卿會議,亦分成兩派,大致沒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贊成靳輔,否則就站在於成龍那面。
皇帝對這件事毫無成見,既然相持不下,唯有聽諸公斷,所以特召大學士王照,當面指示:“自宋朝以來,黃河下游,不聞有什麼災害,自明末隆慶年間,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縣堤防演決,寶應、高郵等七州縣才成巨災。此事古來無徵,到底是築堤,還是溶口,我看靳輔和于成龍說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總要以百姓無害有益才好。你可以問問這七州縣的現任京官,他們是本地人,所見必確。不過,絕不能因為自己有產業在那裡,徇私說假話;假話也只能騙一時,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們務必直言無隱。”
王熙領旨,分別知會有關的京官;於是由翰林院侍讀喬萊,召集同鄉,商議的結果,決定支援于成龍。
鄉紳的意見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產業,後者是無恆產的平民,所以皇帝對喬萊他們的意見,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書薩穆哈、內閣學士穆稱額,馳驅到江蘇。會同江蘇巡撫湯斌及其他地方官,實地調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內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臨御乾清門,召靳輔及於成龍,開御前辯論。兩個人都帶鄉黃河下游的詳圖,彼此責難,靳輔認為海口一浚深,由於高郵等處,地勢低窪,一定會造成海水倒灌的現象;于成龍則說築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簷還高,萬一潰決,後果不堪設想。
皇帝只是靜靜聽他們辯駁,等告一段落時,他問:“淮安揚州這些地方,地勢本來很低,就算盡力疏導,能不能把有積水的地方都涸出來,成為可耕之田?”
“不能!”靳輔回答。
“不能!”于成龍也這樣回答。
“既然不能,無非減殺水勢,便與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說:“疏導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總要於百姓有益。于成龍的辦法,費用較省,能夠減得幾分水勢,我的本意就算達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經費?”
“經費難以預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開新河,費用亦不會過巨。”
“那好,等薩穆哈回來,看他怎麼說?如果百姓都贊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龍所議興工。”
薩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報,大出皇帝意外,說當地老百姓,都說排溶海口,毫無用處。
“為什麼呢?”
“因為地勢低於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這話也不錯,俗語道得好:“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本來就在低處,更往哪裡去流?皇帝便召大學士明珠、王熙,詢問于成龍的意見如何?
“于成龍說:要開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場河,費用約需一百餘萬。臣等公議,果有益處,如費至千萬,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餘萬銀子,費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為失策。倒不如留著這些錢,將來辦賑濟的好。”
聽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覺詫異,因為于成龍的話也不同了,以前說不須多少錢,現在又說要一百多萬。
這其中自然有內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薩穆哈是受人指使,說的不是實話。
薩穆哈跟明珠一樣,在撤藩一事上,立過大功;當吳三桂試探朝廷,故意奏請撤藩,皇帝將計就計,準如所請,派薩穆哈以戶部員外的身分,到貴州辦理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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