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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議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議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這一款引起皇帝絕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視察河工時，開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龍總其成，而歸靳輔節制，確是出於明珠的建議。當時還覺得他的話極有道理，誰知暗中另有這樣的內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他的傀櫥；看來做皇帝要虛己以聽，求得一個“明”字，實在甚難。如果再有成見橫亙胸中，則耳目所及，無一而非偽飾矇蔽，從今以後，豈可不格外謹慎？

因此，他對郭琇的奏摺，看得更加仔細，每一個字都不肯輕易放過：

一科道有內升及出差者，明珠、餘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既與之大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皆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螫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官，恐發其奸狀。常佛倫為總究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霽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

看到這裡，皇帝放下奏摺，深深點頭，在燈下自語：“若要天下太平，實非廣開言路，培養有風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經過深長的考慮，決定展開一次大規模的人事革新。明珠應該受到懲罰，是毫無疑義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時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惡極，絕不願加以誅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終念著他支援撤藩的功勞，格少要寬大處理。

於是首先改組內閣。大學士一共五人，首輔是明珠，革職交領侍衛內大臣差遣；次輔叫覺羅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愛新覺羅族以其與皇帝親屬關係的遠近，分為兩種，一種是太祖直系的後裔，稱為“宗室”，系金黃腰帶，俗稱“黃帶子”；一種疏遠的宗族，稱為“覺羅”，系猩紅腰帶，俗稱“紅帶子”，勒德洪就是“紅帶子”，隸屬正紅旗，筆帖式出身，是明珠的應聲蟲，自然一併革職。

還有個被革職的是餘國柱。五去其三，剩下兩個人，一個是曾為世祖草遺詔的王熙，此人熟諳政事，小心謹慎，皇帝決定將他留了下來；還有一個是王熙的同年，順治四年的進士，當過浙江總督，在平耿精忠之亂中立過大功的李之芳，已經六十七歲，精力衰頹，囗婀取容，皇帝決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為了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別召集吏部尚書陳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極長的訓諭，他說；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拿出忠心來！大官守法、小官廉潔，各守職司，實心任事，才可以不負提拔。他親政以來，不敢絲毫怠忽，所以對於大小官員的行事，無不深知，一再指出缺點，諄諄告誡，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的官員，全然不知勤慎供職，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套同年、門生的關係，彼此援引，或者同謀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黨，營私舞弊，這種種情形，他亦無不明瞭，只是隱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發現，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他又說：他最重視九卿科道的會議，期望集思廣益，斟酌至當。結果不過一兩人倡儀於前，其餘的應聲附和，馬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參加了會議，卻茫然無知，到散會都不瞭解議的是些什麼？像這樣子，試問國是何憑？

至於人才進退，關係重大，某人賢、某人不肖，或恐不盡知悉，所以凡遇緊要的差缺，特令會同推舉，一方面讓好人得以出頭；一方面亦是希望被舉的人，心裡有這樣的警惕，倘或不是實心奉公，失職得罪，必定會連累推舉的人，於是勉力自勵，力為好官。六部九卿諸臣，如果體會得這番意思，理當從公選舉，才是不負委任。而歷年以來，所舉者稱職的固有；但貪黷的亦復不少，這都是由於太看重情面，或者植黨受賄所致。像這些人，自反其咎，雖加正法，亦無足惜；但他實在不忍見臣下身罹法網，所以往往寬大處理。不幸地，寬大變成姑息，姑息足以養奸，積弊愈來愈深，物議沸騰，民憤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劾，豈能再不聞不問？

此外，明珠的黨羽，吏部尚書科爾坤，戶部尚書佛倫，工部尚書熊一瀟，平日望風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職。訊息一傳，人心大快；尤其是餘國柱狼狽出京，見者無不嗤之以鼻，真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賢者進用，皇帝經過慎重的考慮，選拔了三個人當大學士，第一個是伊桑阿，他是滿洲正黃旗人，跟湯斌是同年，由禮部主事，循資升任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