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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協會。

為求職，她接連給政治部主廳廳長郭沫若寫了3封長信，希望他“團結身邊及可能接近的文藝青年”，把他們組織起來。她在信中還說：“除加強工作以應抗戰要求之外，得極力注重人員的修養：一方面學習好的，得到豐富的知識，練習堅貞的操守，蘊藏熱烈而真實的感情，放開寬闊偉大的胸懷，培植親愛團結的精神；一方面徹底革除舊式文人的壞習氣，改掉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與行為，根除自私自利的風尚。痛擊投機取巧，諂媚拍馬之流”，務使國內青年學子“既足智多能，又鍛鍊堅實偉大的人格”，用這些人去抗戰殺敵，必能“以一當百”。

不久戰火南燒，武漢告急，三廳隨政治部撤退，經長沙、衡陽、桂林，最後駐足於重慶。撤退前，白薇向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線的要求，鄧穎超大姐考慮到她身體不好，解放區太艱苦，沒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擔任《新華日報》特約記者。

廣西的地方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為了籠絡人心，也允許進步文化人在這裡活動，桂林一時成為抗戰時期西南文化活動中心。周恩來讓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這裡瞭解廣西的政治情況。

這時，蔣介石的特務機關也在桂林佈下了羅網，監視文化界的抗日活動，革命者和進步人士隨時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殺的危險。面對敵人，白薇並不畏懼。她想，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殺頭就殺頭，為革命犧牲，死而無憾。在這兒一年多，她總是凌晨3點起來寫通訊稿，吃完早飯便出外採訪，深入里巷、車站、碼頭，訪問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時到最窮的人家吃飯，有時也去看看闊人家是怎麼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況，提供給《新華日報》作為參考，自己也寫了不少文稿。後因廣西當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從桂林到了重慶。

重慶，窮得連吃幾個大餅都沒有錢，有時只能在窮朋友家裡吃頓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陽翰笙才替她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謀得個特約編導的職務。不料，敵機狂轟濫炸，轟毀了電影製片廠。白薇只能另找避難所，暫時到“文協”所在地南溫泉。歐陽山、草明、蕭軍等作家也住在那裡。

一間西曬的小房，暫時寄放了她飄泊無定的身體，天天跑空襲警報，要躲到五公里遠的山中，這時，她又突然爆發了熱病，發高燒，說胡話，嚇壞了歐陽山。他把同住在南溫泉的楊騷找來了。

楊騷這次對病中的白薇非常關心，趁她高燒糊塗的時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靜的書齋，親自護理。朋友們慶幸白薇有了養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後，頓時感到自己像一隻被縛的“蛹”，“巴不得趕快變成'蛾'咬破'繭'飛出去！”

有人怨她不與楊騷和好，指責她說：“你這個人真古怪，楊騷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幹嘛又回來了？真是不通人情！”聽到這類的話，白薇憤怒地說：“有一種東西在我心裡強制著，使我沒有考慮，沒有猶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著去告訴什麼人，因為人們都是用著那麼庸俗卑鄙的心理來看待一個女性，尤其是落難的女性！”為抗議社會對女性的鄙視心理，抗議封建勢力對女性的壓迫，她沒有接受楊騷恢復愛情關係的要求，再一次表現了她同封建意識不妥協的鬥爭精神。白薇不愧是個自愛、自尊、自強的新女性。

儘管當時許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漢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說：“當我確定知道白薇拒絕了楊騷的'憐'愛後……於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麗！”

白薇在重慶，生活始終沒有保障，靠寫點稿子和朋友的臨時資助，異常艱難地苦度歲月。她時常因為飢餓暈倒在街上或朋友家裡。有時餓得胃痛如絞，全身發抖，汗流滿面，四肢冰涼。她的自尊心強，又不愛暴露自己的苦況。這樣，她的健康狀況又進入了惡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於革命事業。鄧穎超大姐還是擔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體，適應不了延安緊張艱苦的戰鬥生活，仍然沒有答應她的要求。鄧大姐讓陽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徵得郭沫若同意後，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二組工作。

進了文化工作委員會，她是多麼愜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顆地球衛星，飛到了恆星的身旁”，可以實現自己的抱負了。她熱心地去參加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協、中蘇友協、婦女委員會的各種活動，座談戲劇，研究小說，聯合女友們寫文章，倡導組織婦女進步團體，她曾被選為婦女聯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