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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忘我勞動的人們呼喚著她，她決心用深情的筆墨描繪和歌唱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為之鬥爭的新生活。雖然事務纏身，她仍然寫下相當數量的評論、雜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時代中來》和《到群眾中去落戶》兩個集子中。其中有宣傳闡述黨的文藝政策的演說和論文，有關懷作家成長的書信和報告，有緬懷革命烈士，歌頌英烈們豐功偉績的紀念文章，也有歌頌中蘇、中朝人民友誼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壓肩，仍儘量找時間到農村生活一段時間，或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寫下了一些優美的散文《糧秣主任》（1953年）、《記遊桃花坪》（1954年）等。這些作品同樣注重寫人、寫人的命運和人的內心，感情熾熱，藝術手法精巧細膩。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除她優秀的作品，為祖國解放而戰的奮鬥精神外，還有一點，即她遭受到罕見的不公正的待遇後，在逆境中仍然保持著不忘人民，執著信仰、不懈奮進的可貴精神。

1955年，她被錯定為反黨集團頭目。

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時，又把她定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連同在延安寫的《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以及新中國建立後寫的《糧秣主任》、《記遊桃花坪》，一併成為反黨大毒草，她本人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併成了中國文壇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兒去了？

她在人民中間生活，在北大荒勞動。

“對於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實和豐富自己”。（《廬山訪丁玲》、《解放日報》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認為到北大荒不是充軍、勞改。她拒絕留在北京，要求到艱苦的環境中去。她說：“我是個作家，不能離開社會，不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孤獨地寫作，否則，我一定會苦悶。不是說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環境中做一個更紮紮實實的共產黨員！”行前曾有人勸她，改個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說：”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風浪也頂得住，沒有什麼了不起。“語言鏗鏗，鐵骨錚錚，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

從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婦帶著“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後在湯原和寶泉嶺農場養雞、養豬、種菜、鋤草、掃盲，搞家屬工作。她幹什麼都乾得很出色。

丁玲到湯原農場後，遇上農墾部長王震視察工作。王震關心地讓她當文化教員。在畜牧隊，丁玲的掃盲成績名列前茅。“還是老丁的隊掃得最好。”——掃盲物件爭相傳頌她的先進事蹟。她在生產隊出牆報，一點也不馬虎。為了畫好牆報插圖，她託人從外地買來不少繪畫參考書，這些書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農場，她還是個有名氣的養雞能手。

十多年來，她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老共產黨。她實心實意地接受基層幹部的領導，也開誠佈公地提出對工作的意見，認真細緻地幫助幹部做群眾工作，她成了基層幹部的助手和參謀。

在農場，她結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將對她的瞭解和感情寫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裡，堅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兒、兒子、孫女、孫子時代總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

丁玲、陳明夫婦，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們的信任和熱愛，他們不再受人歧視，與人們平等友愛的相處。她充分利用各種條件瞭解和熟悉各種各樣的人，一個個活生生的典型，一條條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腦海裡跳動，湧向筆尖，落在紙上。她廢寢忘食，起早睡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著創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寫了十萬字的生活記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裡》及若干短篇共十幾萬字也寫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們都已蕩然無存。

1966年，空前的災難席捲了全國，一個普通人尚難倖免，更何況丁玲。對她的批鬥和折磨步步升級，暗鬥、單獨鬥、住牛棚、數不清次數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著。精神上的摧殘，經濟生活的困頓，沒能把她壓倒，她像一株獨立支撐的大樹，迎風傲雪。

永不熄滅的愛情之火

“如果沒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沒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繼續寫出作品來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

陳明和丁玲手攥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