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第2/4 頁)

“他表現出來的才智、細緻，對於幹部的愛護，對人民的負責，更給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寫在（到前線去）的前邊》）

她還訪問了蔡樹藩、楊秀峰、陳再道、陳賡、陳錫聯等人。他們都很健談，提供了豐富、動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窯洞的黑角里，一手扇著扇子，一手寫成了《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她高興得一邊寫一邊笑。

這些樸實無華的作品，表現了丁玲多方面的創作才能。她猶如一個高超的畫家，或輕描淡寫，或酣暢淋漓，繪製了時代的畫卷。

在桑乾河上

“這些人真使我感動，我不能不深情地望著他們，心裡擁抱著他們，而把眼淚灑在這難走的亂石澗上，灑在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於9月離開延安，徒步經晉綏解放區，年底抵張家口。她本來要去東北，因內戰中斷交通，只好在張家口停腳。人走進闊別多年的城市，情感卻仍停留在老解放區的農村，連做夢，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黨中央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丁玲的眷戀之情有了新的寄託，她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她吃派飯，和身上長著蝨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個炕頭，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鄉分浮財時，有的老太太們挑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樣好，丁玲總是去幫忙挑選。村裡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適，她在旁邊馬上就能說出來，某處還有幾間什麼樣的房子，分給什麼人住合適。村裡的幹部都為她如此熟悉情況感到驚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人、熟悉人。當她從張家口撤退時，一幅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她的頭腦中描繪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豚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上改中活動著的人們。”“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丁玲：《〈太陽照桑乾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當她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已經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厲害，只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每當她腰疼支援不住的時候，就像火線上的戰士衝鋒陷陣那樣，堅持著寫下去。1948年6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終於完稿了。

它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是從1946年中共中央釋出關於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國土改會議以前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翻身過程；小說透過華北地區一個村子土改運動的真實描寫，深刻地反映了農村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鬥爭，顯示了農村階級鬥爭的艱鉅性和複雜性。

丁玲在創作小說中的人物時，立足於現實，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這個形象即如此。丁玲說，她開始在懷來搞土改時，一個地主的侄女長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裡閃過一下，她向周圍的人打聽，才知道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難，卻被村裡一些人視為異己。丁玲雖然再也沒有見過她，但她的影子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這個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廣闊道路。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使丁玲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壇上得到了較高的讚譽。1957年以後，這本書跟著丁玲同樣遭到了不公正的貶抑。

歡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個春秋，在風浪的衝擊下，她更加堅定、純真，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聯常委、《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務，傾盡全力完成黨交給她的工作任務。

她曾作為中國作家和中國婦女的一名代表，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積極奔走。散文《旅歐散記》等作品，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活動和見聞。

新中國的明媚春光，熱情、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