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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學習新知識；她想要像哥哥那樣去學外國文，或者別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1921年，羅淑請求父親允許她去上新式學堂，樹屏公遲疑了一陣，還是同意了。這時的他已經年逾花甲，身體十分虛弱。更兼家道敗落，拂意之時多，稱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經不行了，為什麼不讓女兒出去闖闖呢？羅淑起先進的是簡陽女校。女校畢業後，於1923年轉到成都一女師，上了舊制中學第十班。這時她近二十歲，在老馬灣已經是個應當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進了一女師的高階中學師範科第二班，立志畢業後做一名教師。

一女師當時在成都以管教嚴、學風好著稱，學生中有很多富人或軍政要人家的“閨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兒。學校裡窗明几淨，肅穆幽雅，校長天天要親自下來巡查。窗欞、書櫥都要用手仔仔細細摸過，要求一塵不染。學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藍布衫，黑裙黑襪，頭上的髮辮盤成精緻的小髻，出入校門若不坐轎，必須結伴而行。那時成都的封建勢力還很強，學校裡一般沒有女教員，男老師來上課時，有一名監學坐在教室裡進行監督。這些監學可以任意拆閱學生的書信，盤詰學生的私生活。學生們憎惡這些監學，給她們起綽號，有一個監學乾脆就叫Tiger（虎）。

舊制中學雖說依然要學《禮記》、《左傳》、《易經》、《烈女傳》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學、數學等新課程，還有兩位傳教士教授英語。正課而外，學校裡禁止看“閒書”，《水滸》、《紅樓》、《西廂》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話小說就更不用說了。可是，不論學校的管教多麼嚴，清規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傳播是封鎖不住的。羅淑最愛買書，越是禁看的書越是要買了來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說月報》等進步的白話刊物，更是愛不釋手。

羅淑從不放鬆自己的學業，但也不一味埋頭讀書。社會動盪變化，祖國在遭受列強蹂躪，她那顆年輕熱烈的心再也平靜不下來，她成了令校長頭痛的活躍分子。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同學們紛紛商議要召開追悼會紀念，校內的保守勢力極力反對。羅淑當年的同學至今猶清楚記得，是她在同學們中間響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當然，我們不管那些頑固派，”

五卅慘案，在全國各地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怒潮。四川學生和各界人民紛紛響應，遊行示威，抵制日貨。女學生原來流行秋瑾式的“東洋頭”，這時也不梳了，改為髻子。羅淑被推選為學生代表，毅然出席了與外校聯合舉辦的反對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的大會，帶回來一些標語貼在學校門口，還把全體同學集合起來，宣講大會的情形，大呼口號：“反對列強瓜分中國！”“還我臺灣、琉球！”同學們義憤填膺，眼睛鼓得紅紅的，羅淑臉色發白，呼聲最高。

在反帝反軍閥的鬥爭中，羅淑結識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餘繼文、唐世蘭。他們志同道合，形影不離。她們不怕拋頭露面，時常結伴出校遊玩。春天，她們到青羊宮去趕花會。世蘭愛蘭草，正珊愛牡丹，繼文愛菊花，而羅淑最愛梅。秋天，朋友四個去逛武侯詞，高聲朗讀石刻的《出師表》。正珊說：“我欽佩武侯治國之才”；繼文說：“我景仰武侯的忠義智慧”；羅淑說：“我領會了諸葛武侯的一片愛國丹心。不過曹操重視文事與武功，廣羅天下才智之士，橫槊賦詩，一世之雄，也不是劉備、孫權所能比的。”同學們的共同願望，是自立，不依賴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學教員。四個人也曾結伴，乘轎子到餘繼文的家鄉樂山去玩。樂山當然是個好地方，可是人窮，有些婦女迫於生活，不得不以抬轎子為生。日後羅淑於1936年5月用“石每”的筆名，在上海葉之華主編的《進化》月刊上寫了一篇關於女轎伕的故事，篇名《轎伕》。這篇散文後來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一集。

在羅淑的親友中，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的農曆2月15日，風和日麗。羅淑和十多位同學到青羊宮去趕花會。剛剛走出二汕庵門，忽見幾十個佩盒子槍的弁兵蜂擁著一個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來，攔住了女學生的去路。這幫不懷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臉，圍著女學生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學生們驚驚惶惶，往後躲藏不迭。羅淑本來走在後面，見了這般情況，就挺身上前，義正辭嚴的對為首的那個人說：“你這個人太豈有此理，怎麼慫恿兵丁如此無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應當自愛。”一個馬弁大吼：“這是我們的石旅長！”羅淑說：“我們是文廟街一女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