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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送還給她的媽媽。

1931年九·一八事變，不到三天工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政府不抵抗，東三省變成了滿洲國。接著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進攻閘北。法國人對中國留學生那種輕蔑的眼光真叫羅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車廂裡》記述了她當時感受到的極度屈辱。她決定回國。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這時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雖不大卻很舒適的房子。他那義大利妻子是個黑髮褐眼活潑可愛的時髦女郎。世安認為，日本軍隊入侵東北，國內政局動盪，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打起仗來，為什麼不舒舒服服的在國外找個工作？羅淑認為，自己到法國是為學習，不是為享洋福。國難當頭，正好回國去做一點於國家有益的事情。兄妹倆僵持了年把，最後吵了一場，妹妹對哥哥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兄妹分道揚鑣。哥嫂留在國外，妹妹訣別哥嫂，和宗融一起，帶著小彌於1933年毅然登上歸途。

在回國的輪船上，一個比小彌大得多的德國男孩搶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彌哭著回來找媽媽。羅淑大怒，說：“為什麼讓個德國孩子搶走你的東西？你要是不去奪回來，就不是我的女兒！”說完，“砰”的一聲把小彌關在房艙門外。宗融忙說：“孩子這麼小，何必太認真！”羅淑氣得臉發白，撕扯著自己的頭髮說：“想不到我的女兒這麼沒出息！”直到小彌背水一戰，奪回洋娃娃，羅淑才轉怒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復旦大學教書，一面從事法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羅淑在市郊南翔的立達學園高中部農村教育科教書，兼小學部主任。農村教育科的主任陳範予是一位富於理想的社會改革家，提倡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學生參加學校的管理，師生都參加勞動。各人按照特長與愛好，分別養雞、種菜、養蜂、師生輪流做飯燒菜。課程有農業生產、園藝、社會科學、教育等。

南翔是個美麗的地方。樹木、田野、小溪之間，疏疏落落幾排平房。羅淑在這裡和學生一起種菜、澆地、挖溝、做飯、砥礪學問，日子過得新鮮，充滿朝氣。她買了一隻山羊，讓小彌也學著放羊、打草。

南翔的寧靜生活不久就結束了，羅淑隨宗融遷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裡租了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個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編著文學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黃源、李健吾等。朋友們想的談的做的，都是新文學方面的事情，熱烈得很。羅淑聽得很動心。巴金在法國的時候，曾譯過幾篇描寫舊俄“新女性的姿態”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何為》也譯出來，編在一起，印一本小冊子。可是前面幾篇譯稿寄回上海後找不到發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開始的《何為》的翻譯。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舊書的時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國買的那本《何為》，雖是個節譯本，卻並沒有支離破碎之處。這本書探討了婦女問題，“創造了新婦女的典型，表現了當時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們應該有的觀念，應該走的道路。這本小說對於19世紀60…70年代的俄國青年都有過極大的影響。”巴金把這本《何為》拿給羅淑看，她表示願意翻譯，巴金就把這件事託給了她。“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來了，是這麼流暢的譯筆。我把譯稿仔細讀過一遍，在我算是了卻一樁心願、我覺得很高興。”（以上引號中的話均引自巴金）《何為》於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羅淑的本名世彌。之後，她又為《譯文》月刊和《文學季刊》翻譯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羅·瑪爾格里特（著有不少關於1870年普法戰爭及巴黎公社的小說）的《白甲騎兵》、雷米（曾獲得1936年度法國平民文學獎金）的《決心》和羅曼·羅蘭的《貝多芬的筆談》等。

羅淑不滿足於翻譯，她有了創作的衝動。美麗的沱江，老馬灣的鹽場、底層人民的悲歡，一一凸現在眼前。於是她對黎烈文說，她小時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別情況，很可以寫成一部長篇小說。黎烈文便極力勸她嘗試，不過，他認為長篇比較難作，勸她從短篇開始。她接受了這個意見，悄悄地埋頭寫起短篇小說來。終於，她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把她的處女作《生人妻》交給了巴金。

巴金比羅淑小一歲，謙和的外表下有一顆熱烈的心。當他發現新文學的園地裡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園丁，而這園丁又是他的姐妹般的友人時，他非常感動，非常欣喜。他以極大的熱情鼓勵她寫作，幫助她修改，並且替她在稿子上寫了一個“羅淑”的筆名，交給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