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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觀點上，也有自己的見解，像文藝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文學的目的等等。但由於時代的侷限，同時存在一些糊塗的看法。

這本集子中的隨筆部分，寫得相當精采，有些是記錄她在國外生活的所見所聞，寫得像小說又像散文，既有揭露西方社會黑暗的，也有歌頌美好高尚品德的。這些赴歐遊學的生活片斷描寫，寫出了較深刻的思想意義。最後三篇《遊新都後的感想》、《再遊新都後的感想》及《新春感言》，以個人遊歷為主，敘事、記遊、寫景，追憶往事、古今感懷、詠物抒情，無不充滿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袁昌英這位愛國者，將多年的私蓄交給學生捐獻國家。這年冬天，武漢大學遷校至四川樂山，袁昌英全家溯江而上，來到四川。先是在重慶南岸暫住，然後到樂山，與周鯁生、劉秉麟兩家同住在城中心的鼓樓街的一所中式宅院。八年的抗戰歲月中，這座山明水秀的川西小城，成了他們的家園。1939年9月18日，日寇狂轟濫炸，全城精華付之一炬。袁昌英家被燒得精光，一家人死裡逃生，暫住親友處，一時靠親友賙濟生活。以後為逃避空襲，搬到離城四十里的農村。1943年，他們搬回城內住陝西街，與蘇雪林家為鄰，凌叔華也住得很近，三位當時有名望的女作家經常往來。

在國統區，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靠薪水生活的人，日子日益艱難，但袁昌英一直保持飽滿的精神，她教授莎士比亞、希臘悲劇、近代歐洲戲劇和法文。除教課外，她還寫作。在她的一篇散文《忙》中，生動地記錄下當時的狀況：“忙，像我這麼一身兼數種要職的大員，怎樣會不忙呢？我是個主婦。當然跑廚房，經管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又是母親……又是個教授，每星期八九個鐘頭的正課，編講義，看參考書，改卷本……因為我自命是個作家，就有許多雜誌、書店、機關、社會邀我作文章。”

在這期間，袁昌英創作了四幕話劇《飲馬長城窟》，出版專著《法國文學》，還把發表的散文、雜文，結集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頌抗戰，表現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籲：“中華民族是不朽的，我們必要犧牲個別的小生命來維護這種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戰劇本《飲馬長城窟》，歌頌了國民黨軍人中愛國抗戰的力量，揭露了漢奸叛徒的罪惡。

寫《法國文學》，是在一個暑假，她不顧酷熱，推開家務，躲進一間“幽暗不見天日的儲藏室兼便房的屋子裡”，埋頭苦幹。三個月，寫成了十萬字。

楊靜遠回憶說：“我母親總是抱著活一天就要積極有為，不虛度光陰的向上的態度，這對我影響特別大。1941至1945年，我在武大讀外文系。在她的影響下，我開始對寫作、翻譯發生興趣。她鼓勵我大膽地寫和譯，不要怕幼稚、不成熟，路是闖出來的。”

袁昌英就是這樣奮鬥不息地對待一切工作。

七

1949年5月，袁昌英全家在武漢迎來了解放。在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經過學習，她對馬列主義有了認識。楊靜遠說：“我看到母親經過艱苦的思想改造，逐漸消除了疑慮，對共產黨轉而信任和擁戴，對新社會充滿感情，情緒很高。她常把我的小孩舉在膝上一邊顛動，一邊高興地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寫過一篇談思想改造體會的文章，形象地用外國文學中火鳳凰的典故作比喻形容舊知識分子的思想經過烈火鍛鍊，舊的軀殼化為灰燼，從灰燼中誕生了神鳥——精神的新生。她還熱情地將毛主席詩詞譯成英文。她在政治上有積極要求，加入了民主同盟，並被選為武漢市政協委員。

武漢大學外文系撤銷後，袁昌英轉到中文系任教，為了便於學習新的文藝理論，利用蘇聯的資料，她以六旬高齡開始學習俄語，並達到了能翻譯資料的程度。

袁昌英曾參加武漢三次文代會，被選為武漢市文聯執行委員。1956年，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楊靜遠回憶說：“這時期，我從母親的通訊中，感到她心情舒暢、振奮，向共產黨靠攏，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和熱望。”

袁昌英的晚輩，終生摯友周如松（周鯁生之女），對袁先生了解頗深。她說：“袁先生為人胸懷坦白，開朗豁達，平易近人，朋友們曾笑她的字典上沒有愁字。但她的思想單純，心直口快，從不諳人間利害關係，因而也有無形見罪於人之處，招致大禍。”到了1957年，她積極參加鳴放，被錯劃成右派分子，開除教授職務，下放到圖書館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