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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畢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家鄉，馮沅君目睹並親自飽嘗了女子不能上學唸書的苦痛，她決心爭取和大兄、二兄一樣到外地學習。1917年暑假，在北京唸書的長兄友蘭回來了。馮沅君從哥哥口中喜聞北洋軍閥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創辦的女子師範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增設了國文專修科。她理直氣壯地向母親提出了要去上學的要求。她表示：如家裡怕花錢，可把家裡給自己結婚時買嫁妝的錢先拿出來，待將來結婚時，什麼都不向家裡要，她向封建思想開始了最初的挑戰。

母親為女兒求學的熾熱情感所打動，但更大的難題擺在了她的面前。此時，已給沅君訂了親，按照封建傳統，無“正當”理由是不能毀婚的。因此，馮沅君要出外上學就必須通知男方家，這樣，勢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煩；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圍的輿論將壓得寡婦母親喘不過氣來。母親斷然決定，一切責任自己承擔。於是馮沅君收拾好行裝，梳上長辮子，穿著長裙，跟著兄長義無返顧地朝著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車站的駐馬店三百餘里，乘坐馬車要走三天多。馮沅君到北京後，立即參加了入學考試。這次應考只考作文一門，她早在家鄉自學時，六朝小賦就已寫得相當純熟了，由於水平比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為，為她壯了膽，她欣喜若狂，更加無所顧忌。

馮沅君入學時正值“五四”運動的前夜，中國知識界中已出現了革命思想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

她所在的女高師，校長是一個頑固的老官僚。對學生當中爭民主、自由的熱情，千方百計地進行壓制和扼殺，為阻攔學生上街遊行，把校門加上一把大鎖。馮沅君第一個搬起石頭砸碎了這把鐵鎖，為同學們開啟了通路，使奔騰的革命浪潮，衝出校門，與社會相匯合。

為反抗封建家長統治，她還把《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改編成話劇。等到演出時，無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臺，扮演焦母，演出後，受到了同學們的讚揚。

馮沅君反對封建傳統，態度之堅決，行動之果敢，還表現在她的名宇的變易上。

馮沅君這一輩男女大排行，最後一字取“蘭”字。同輩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時，長兄馮友蘭首先提議中間字為“溫、良、恭、儉、讓”。伯父一聽，欣然同意。馮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蘭。待到北京報名時，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溫、良、恭、儉、讓”之故，便自作主張改名為馮淑蘭，以表示對封建家長的小小不馴和反抗。

她在家鄉時，雖勤奮自學，但讀的多是詩詞歌賦。到北京上學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激流中，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爆發，給馮沅君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波，她跟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脫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給人們的精神枷鎖。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版的新文藝作品，特別是郭沫若那氣勢奔放，具有鮮明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大地開啟了她的眼界，震撼著她的心靈。她在較之過去更加廣闊的生活裡，尋找著愛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從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旋即考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就在這一年，由於社會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和個人自由思想的迅猛發展，她的創作慾望如決堤的洪水，一發而不可收。之後，她連續寫了《隔絕》、《隔絕之後》、《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說，以泳女士的筆名在創造社辦的《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上發表。

陸侃如在《卷箷》再版後記中寫道：“'淦'訓'沉'，取莊子'陸沉'之意”。《莊子·則陽》中說：“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她取“淦”為筆名，正說明她雖隱於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沒，但仍不甘與之同流合汙。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絕之後波表的時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驚異。從那時起，她開始了創作生涯。三個集子《卷箷》（一九二六年，北新書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統地表現了一個女性生活的全部過程，彷彿是一個女性青春時代的“自傳”。

魯迅曾說：“卷箷是一種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魯迅書信集》上卷100頁）魯迅不僅對書名作了解釋，而且確切地點明瞭這幾篇小說的共同主題。陸侃如先生在《劫灰》後記中說：“她的小說分集，大概視風格與題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風格與題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