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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助長了她的談鋒，也有益於以後的創作。

舅舅楊子敬最會講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是冰心最喜歡的人。冰心說，“他有時講吊死鬼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他講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識很濃厚的故事，什麼洪承疇賣國啦，林則徐燒鴉片啦等等，都講得慷慨淋漓，我們聽過了往往興奮得睡不著覺！”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由於他的善誘，她才發瘋似的愛上了詩，學對對子，看詩韻。冰心的父親及其同事組織賽詩會，大家議定題目，分頭做詩。賽詩會總是晚上在冰心的書齋裡舉行，她就在一邊旁聽。至今她仍能記得父親那些樸實而富有“軍人本色”的詩句，這不僅說明冰心的驚人的記憶力，也足見父輩的文化生活對她產生的長遠影響。這時候，她不僅做論文，也開始了寫詩。能找到的小說她差不多都看過了，興趣轉到課內書的學習上。

1910年，清朝海軍大臣載洵曾視察煙臺海軍學校，為了控制海軍，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滿族學生到海軍學校。翌年的春季運動會上，蘊積已久的滿漢學生間的矛盾爆發了出來。謝葆璋已被政府認為是“亂黨”，因海軍學校學生中有同盟會員、校圖書館裡訂有為同盟會宣傳的《民呼報》之類，所以要對他“撤職查辦”。他聽了這訊息和朋友的勸告後，立即辭職，於是冰心也告別了耳鬢廝磨多年的大海，隨父母回到福州。

歸途中，振奮人心的辛亥革命爆發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樣，搶看當天的報紙，關心著革命的發展。她父親的同班同學黎元洪將軍簽名的從湖北發出的起義電報，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種激昂悲壯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動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勞軍的熱潮中，她也把自己攢下的十塊壓歲錢，送到《申報》館，獻給革命軍。那張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條上，寫著“幼女謝婉瑩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別的故鄉福州，一家人在城內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說：“祖父的前後房，只有他一個，和滿屋滿架的書，那裡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鑽進去翻書看，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筆記小說《子不語》，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後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我的故鄉》）

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內花巷的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她回憶說：“頭幾天我不很習慣，偷偷地流過許多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裡那些本來就不贊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我的故鄉》）

在女師，冰心只讀了三個學期。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鐘瑛一封電報召走了她的父親，於是1913年，他們全家就到了北京。這一年，她沒有正式讀書。弟弟們上課的時候，她呆在家裡看母親訂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她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裡，知道了“詞”的形式，於是就開始閱讀詞。“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著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1914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自述》）

貝滿女中坐落在北京燈市口，是一所教會學校，課程嚴緊，同時學生們的競爭之心都很強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後，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課。如此緊張的生活一晃過了四年，在課外，除了看些她這時喜歡的筆記小說及短篇的舊小說之外，並沒有專心攻讀什麼書，但英文知識得到了積累，提高不少。這時期，由於在學校每天受著基督教義的影響，冰心說：“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這種“愛”，愛的力量，愛的色彩影響了她一生的文學創作。

二

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洗刷著中國的河山，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作家是時代的產兒，冰心，就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產生的第一批現代作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陳衡哲、袁昌英雖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廬隱和馮沅君、蘇雪林雖曾有與冰心齊名之譽，但終沒有她那樣的名氣，稍晚一些的凌叔華、沉櫻、白薇、陳學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