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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畫師繆素筠為師，還受到當時被稱為文化藝術界一代怪傑辜鴻銘的教育，使她打下了古典詩詞和英文的基礎。在七八歲時，還曾拜著名山水蘭竹畫家王竹林為師，後又從女畫家郝漱玉習畫，這使她的繪畫技術有了堅實的基礎。

當她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她的寫作才華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眾，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發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天津成立“天津愛國同志會”，出版由許廣平、蔣雲主編的《醒世》週刊，她也受到影響。

1922年二十二歲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學預科，曾與即將畢業的謝冰心同學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並聽過周作人的“新文學”課。美麗的燕大校園，一年四季洋溢著詩情畫意，創作的衝動時時撞擊著她的靈感，於是她常揮筆作畫，讓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筆之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其畫藝已們熟到能夠妙手回春，“偶一點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後來，她的這些畫大半都曾經朱光潛看過，他評論說：“取材大半是數千年來詩人心靈中盪漾涵泳的自然……在這裡面我所認識的是一個繼承元明諸大家的文人畫師，在嚮往古典的規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風懷和細緻的敏感……”看她的畫，“我們在靜穆中領略生氣的活躍，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來清淨的自我。”

雖然她愛畫，但“文學”卻像一隻磁性極強的巨手，牢牢地抓著她，“寫作”是她傾心神往的目標。當胡適、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風格獨特的新詩風靡文壇時，她的創作慾望就像一盆剛剛燃起的火，愈燃愈旺。於是，1924年，在大學裡，在作畫的同時，她開始以白話執筆為文，1月13日在《晨報》副刊上，以瑞唐為筆名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女兒身世太淒涼》，接著又發表《資本家之聖誕》及雜感《朝霧中的哈大門大街》等。

1924年5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作為北京大學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陳源（西瀅）擔任接待，凌叔華也在歡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員聯合會假燕京大學女子學院舉行茶話會歡迎泰戈爾，這時，凌、陳第一次相見。之後，書來信往，討論文學藝術問題。1925年1月10日，凌叔華奠定她在文壇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後》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五期）上發表；3月21日，短篇小說《繡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發表，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至此她創作的興趣更濃，除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小說外，也在《新月》月刊、《晨報》副鐫、《燕大週刊》、《文學雜誌》、《大公文藝》、《武漢文藝》、《文學季刊》、《開明》、《國聞週刊》及《中國文藝》上發表作品。終於在陳源（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上邁出了文學生涯的第一步，是《現代評論》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後新月派的主要小說家。她“以一隻善於調理丹青的手，調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將平凡的，甚至有點俗劣的材料，提煉成無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以優異成績獲該校金鑰匙獎，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書法繪畫部門。7月，她與陳源結婚；翌年初秋，夫婦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後凌叔華留京都一年，研讀菊池寬、佐藤春夫、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藝術。

凌、陳二人對於文藝有著一樣的愛好，寫作繪畫、評文論藝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託。據一位記者在《凌叔華談陳源》一文中說，他們婚後不在同一書房寫作。凌叔華創作總是對陳源“保密”，生怕這位批評家在她的作品尚未發表時，用冰冷的水將她的文思和創作激情之火澆滅；陳源寫好文章後，也不給她看，只有一俟發表，才彼此相示。

1928年春，新月書店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現代文藝叢書”第四種），由陳源編定，他在《編者小言》中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煉，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

1929年，陳源離京赴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外國文學系主任，凌叔華也隨丈夫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曇華林，後住在武昌美麗的珞珈山上，與另外兩名在武大執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蘇雪林過從密切，結為好友，當時被稱為“珞珈林山三個文學朋友”，又稱“珞珈山三傑”。在武漢，凌叔華在授課之餘，還努力創作；為了“蒐羅華中文藝天才”，還主編《武漢文藝》。

凌叔華是一位氣質嫻雅、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