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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樓，

幾多鮮血幾多頭，

黑山悲愴風無語，

黃河嗚咽水不流，

淚痕且自從心印，

血債還需用血酬。

抗戰勝利時，韋君宜正在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工作。當時的新華廣播電臺只有四個人，後來與韋君宜結為終身伴侶的楊述就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可算是電臺的創始人吧！採訪新聞、寫通訊都是他們親自幹。為活躍電臺節目，他們還增加了短訊節目，想方設法請人來表演。事先不能錄音，就把樂隊請到廣播室來，邊演奏，邊播放。播音員如果生病了，他們就頂上去播音。從事這些工作久了，也容易產生一些思想問題。韋君宜覺得，解放區的人沒有收音機，聽不見廣播，只能給國民黨統治區的人聽，如果那裡的人聽不到或者不聽，那不就是一種無效的勞動嗎？正當韋君宜的思想困惑時，傳來了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駕機起義，投奔解放區的訊息。他們訪問了劉善本，劉善本說：聽了新華廣播電臺的廣播以後，才促使我棄暗投明。原來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義，這是韋君直沒有想到的。從此，她更加熱愛廣播事業，全身心地開展解放區的宣傳工作。

此期間，韋君宜也間或寫些短篇小說。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錄的《龍》、《三個朋友》，就是這時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也曾下過決心，把“一二·九”運動中的人和事，寫成長篇小說，而且已經寫成了半部，她把這半部稿子送給陳伯達看。過了很久，被陳伯達冷冷地退了回來，這瓢冷水把她寫長篇小說的熱情，一下子澆滅了。她在那值得懷念的近十年解放區生活中，為《中國青年》寫了大量雜談、雜論。

百花園中辛勤的“園丁”

解放前夕，韋君宜回到中央機關，在河北省平山縣參加籌備《中國青年》復刊工作，並任該刊編輯。北平解放後，先後任《中國青年》編輯、總編輯，經常在刊物上發表一些談青年思想的論文和散文，後輯為《前進的腳跡》，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間，根據青年讀者所提的問題陸續寫成的，作者稱它是“青年們在前進的路上的幾點腳跡。”這些文章“簡直說不上一個名堂。在刊物上無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養'”。

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工作需要，韋君宜甩開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擱置瞭如火如茶的學運生活；放棄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撲在創辦《中國青年》雜誌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師長和知心朋友。在《前進的腳跡》後記中寫道：“只要針對他們的問題，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極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寫信來表示那樣真誠的感謝。那熱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這個，就不容許我們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點點東西，多少幫助青年摧毀他們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礙，能幫助青年變得更好一點，更健全一點，那麼自己就什麼名堂都搞不出來也該安心。我成不了理論家或文學家，我愛青年們，願意為青年們服這一點務”。多麼真誠的願望，無私的奉獻！

1955年，她調任《文藝學習》編輯，與黃秋耘共同耕耘這塊培養青年作者的文藝園地。她潛心致志，不遺餘力。到了1957年，禍從天降。因為刊物上討論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了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又因黃秋耘寫了讚揚劉賓雁的文章，被橫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連了韋君宜。恰在此時，子岡主辦的《旅行家》雜誌，又發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車旅行記》，只因文章說了幾句真話，描寫了一點豔陽天下的陰暗面，恰好成為韋君宜錯誤的補充材料。

之後，她被打發到農村去鍛鍊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機車車輛廠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層生活，為她的創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農村，她寫感到新鮮的人和事，寫下放生活的感受和體會，後與人合編了反映農村新氣象的散文特寫集《故鄉與親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廠，她和工人結合在一起，寫就了當時頗有影響的《北方的紅星》。在寫工廠史的過程中，她訪問了當年參加“二七”罷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點燃了蘊藏在她心底的創作慾望，她忘記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氣壓，悶著頭寫作。1960年，她調任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此後，她比較多地寫一些東西，“更重要的是，在那兩年文藝界的波濤洶湧中，自己經受了點風雨，覺得除去幹什麼寫什麼之外，好像開始對社會生活有了一點看法，一點自己的感受了。”

韋君宜真正的寫作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