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部分(第3/4 頁)

，表現人物的命運與性格。如《燭芯》，作者以過去和現在交錯出現的手法，敘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從抗戰前在故鄉天津的生活，一直寫到現在臺灣的新家，其時空跳躍之大，意識流動之活躍，在她的短篇小說裡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傑的小別想起二十五年前她與前夫志雄的大別，想起她怎樣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腳踢，造成小產，住院也沒保住孩子的嚴重後果，而志雄卻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戰夫人；想起來臺後他們夫妻三人尷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離婚，和俊傑的再婚……透過元芳的意識流動，以及她的沉思與回憶，將大陸的生活與現在的生活連貫起來，並用颱風之夜搖曳不定的燭光點綴場面的交換一一展現，顯得真切、細膩、深情。

在某些篇章裡，作者則不採用內心獨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動作、語言、心理活動三者熔成一片，因為想和做、言和行總是密切相關的。如作者早期小說《遲開的杜鵑》中的亞芳，四十多歲還未婚，當表妹為她介紹男友而請她吃飯時，她這頓飯吃得“不知肉味”，表妹問她為何吃得那樣少？作者緊接著寫道：

亞芳用手按住心口，眉頭一皺：“這兩天胃不舒服。”其實她的胃何嘗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單人床上痛哭一場”；因為眼前這男子，正是她少女時代在大陸拒絕過多次的人啊！這裡，表面看來，是神情動作語言的精工細刻，實際上卻是逼真細膩的心理描寫。透過這些描寫，讀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對當年在祖國北方讀書和工作生活的留戀，對來臺後飄泊悽苦的無奈，以及此刻急於找個歸宿的心態。

有時，每個動作都是說話，每句話都是動作，每句話，每個動作又都是心理活動的印證。如孟珠與許午田相愛後的每一舉動、每一段對話，每一縷思念，都暗示兩人心理的進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沒有語言，而且動作很少的場合，心緒的波動也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

他握住我的手，望著我的臉，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有多少？

——《愛情象把扇子》

還有什麼描寫，能如此傳神地突出一對戀人定情時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創作的豐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為海內外讀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這個時期，西方現代派文學風靡臺灣文壇，當臺灣現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稱只要“橫的移植”，不要“縱的繼承”的時候，林海音卻堅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實在難能可貴。

魯迅先生說：“我主張雜入靜物，風景，各地方風俗，街頭風景……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說正是藉助於有地方特色的風俗、人情世態，地方風景的精心描繪，從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藝術魅力，而為世界矚目。如八大處的雄偉，白雲觀的熱鬧，護國寺的廟會，香山的紅葉，臥佛寺一丈多長的臥佛等等，寫的是北京的景，抒發的是熱愛祖國的民族情（《騎小驢兒上西山》）；至於對北京中秋節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團圓月餅的禮俗（《婚姻的故事》），臺灣媽祖生日的熱烈慶賀、端午節划龍舟的盛況，高山族的戀愛生活（《臺灣民俗雜輯》）等描寫，也鮮活地表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畫圖和情趣。

林海音不僅刻意描繪出動人的風景風俗畫，還常常把時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現出這些地方特定的歷史年代的真實面貌。如《城南舊事》中群眾觀看革命學生和盜賊“出紅差”場面的描寫，既突出北伐失敗後反動派對革命青年的殘酷鎮壓，也顯現了社會的混亂。《殉》把“仍然留在時代那一邊沒有跳過來”的婦女所遭遇的包辦婚姻和“沖喜”舊俗，寫得悽悽慘慘；至於臺灣三世、四世同堂的“養女世家，以及養女被侮辱、被摧殘的悲苦命運（《玫瑰》），又從另一角度揭露了臺灣畸形發展的觀光事業的真相。林海音小說中所寫的每一件事，每一情節甚至細節，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無不打上民族的、時代的和社會的印記。

在民族化的典型環境中，活躍著民族化的典型人物，這在林海音小說中是相當突出的。如《城南舊事》中的宋媽和秀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中的朱淑芸，《金鯉魚和百襉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鯉魚，《燭》中的大婦和小妾，《晚晴》中的姚亞德等等。至於對中國文學民族傳統手法的繼承和發展，幾見於每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舊事》，就繼承了中國小說結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