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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別人的演說中，她知道了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懂得了什麼叫剝削、壓迫，世界上為什麼有窮人、富人……討論會使她開闊眼界，明辨是非，她從旁觀者逐漸成為一名自覺的參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學因參加左派革命團體，被特務迫捕。當時韋君宜正巧從圖書館出來，另外一個女同學告訴了她事情的經過。韋君宜便和其他同學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學隱藏的地方——清華大學生物館最高層的花棚子上，讓那位女同學坐在那裡不動，由她們負責送水送飯，直到天黑。特務們由於沒有搜查到，只好掃興而歸。漆黑的夜晚，韋君宜和其他女同學一起，前後簇擁著，把這位女同學送出了清華園，暫回山西老家躲藏起來。

韋君宜在訪惶中堅定了信心，從膽怯中獲得了勇氣。經過這件事後，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幾本書，發表幾篇演說了事，革命要真幹，要豁出命來幹，提著腦袋幹。

在“一二·九”風暴中摔打

隨著共產黨對抗日運動的領導，全國人民更加團結一致。此時，抗日救國已經不是少數先進人物的思想和願望，而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和行動了。嚴酷的現實，使韋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擇——站到廣大人民一邊，投入抗日救亡的熱潮中去。隨著知識的增長，閱歷的廣泛，她的愛憎感亦愈加分明。她決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捨棄舒適、安逸的生活。她在後來寫的《答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說：

……我讀的書更多了一點，我知道了資產階級是怎樣一個　階級，知道了剝削工人剩餘價值是怎麼一回事，知道社會是向怎　樣的方向發展。過去對我那個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時　抽鴉片煙，每天睡到下午一點鐘起床，這些事，我過去只是簡單　地討厭，當初步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我知道了像這種生　活將來一定得消滅，我應當自覺地離開它，決不跟它一起滅亡，　應當自覺地為它挖掘墳墓。

反動派的水龍、大刀，血淋淋的現實，使她從革命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一名衝鋒陷陣的猛士。她以從未有過的勇敢，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大示威，和夥伴們手挽手，肩並肩，忘記了飢餓和疲勞，喊出了心靈的最強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她在回憶時寫道：“那時候……對敵人對奴才的仇恨，使我們每個人都像獅子，恨不得立即咬死這些壞人。”

“一二·九”運動過後，各地學聯紛紛成立。共產黨又提出了“青年學生到群眾中去和農民相識，和農民拉手！”的口號，北平、天津學生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沿著平漢鐵路步行南下，向沿鐵路的農村居民宣傳。每天走一站路，在當地小學校裡住宿，這是廣大知識分子走向工農的開始。韋君宜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自然，那個宣傳沒有什麼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點可笑的，那樣一群穿著工褲、旗袍、西裝、長褂的學生們，跑到農村去告訴農民，日本帝國主義要打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要來搶奪你們的牛羊了！實際上自己連那裡是用牛耕地還是用驢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現在想起來，我總不能笑。因為我們是帶著那樣莊嚴的心情去作那個最重要的開始的。我們的腳走到農村去了，我們的眼看到了沒褲子穿的農村孩子，我們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變的必要了！”

經過血與火的考驗，韋君宜從一個知識分於家庭出身的小姐徹底地脫胎出來了。從農村回來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韋君宜的公開身分是清華大學三年級學生，實際上主要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為學委幹事，婦救會黨組成員，奔走於各大學、中學進步學生和組織之間，組織各種抗日宣傳活動，到門頭溝等工礦、農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並創辦《北平婦女》等刊物。這時，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雖選修了朱自清的宋詞，劉叔雅的莊子，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卻常常不去上課。

當時的學委，既無機關，也無經費，為了開展工作，韋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厭惡的家庭為據點，召開各種會議。一天，北平婦救會的同志們到她家開會，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開會時又顯得很秘密，加上家裡早就聽說過韋君宜在學校不好好上課，到處亂跑，所以這次會議引起了母親的注意。會議正開得熱鬧時，母親讓女工幾次進去，把韋君宜叫出來，並且提出陪她出去，給她做新大衣。執拗的女兒對母親的舉動非常生氣，聽完母親的話，二話沒說，扭頭就走，回去繼續參加會議。她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