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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料。父母親常常以“我的女兒不講究打扮”作為向朋友的一種誇耀。這就養成了韋君宜多年來不修邊幅，不講穿戴的習慣，直至今日。

父母親對於韋君宜買書卻是很放縱的，他們任由還沒有選擇能力的女兒到書店挑選。《小朋友》、《兒童世界》、《白話文選》等文藝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她隨心所欲地買，回到家又貪婪地讀。就這樣，幼年時代的韋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許多完全不適合她年齡特點的書，開始知道了胡適、梁啟超、魯迅……在書本上廣泛地接觸社會，開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時代的啟蒙教育，在韋君宜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為她後來的成長打下了堅實而廣闊的基礎。

中學時代，韋君宜是在著名的南開中學度過的。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黃金時代。這裡不僅給了她人生的啟示，而且賦與她創作的智慧。至今，韋君宜談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戀，並帶有感激之情。學校對學生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補考，兩科不及格要留級。但同時，又讓學生在課餘辦刊物，輪流當編輯。這裡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圖書館，還經常舉行國文會考和課外閱讀比賽，對優勝者發獎品。韋君宜的興趣、愛好很適應這裡的學習環境。一顆等待萌發的種子找到了適合她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她在文學方面孕育的才能得以發揮和顯露。韋君宜在歷次國文會考和課外閱讀比賽中，總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級時曾得過一塊銀牌和一本《世說新語》。

南開中學的教師是聘請當時最為優秀的學人。韋君宜在高中一年級時，班上來了一位進步教師，叫田聰，他曾和幾位青年朋友辦過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寫作。他教同學們有選擇地讀新作品。韋君宜在他的啟發和指導下，閱讀了《北斗》、《文學月報》等；接觸了進步的俄羅斯文學，讀了《新俄學生日記》、《鐵流》、《毀滅》等。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長夜裡，好像天空中倏然閃過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乾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奮，感到世界有了生機。

一次，韋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後，老師流露出興奮的表情，並鼓勵她說：“何不學習寫小說？”還告訴她學文學要打基礎，要多讀一些世界名著。韋君宜按著老師的指教，老老實實地讀了屠格涅夫、契訶夫和當時時髦的辛克萊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豐富的營養，為她後來的文學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國文教師換了孟志孫先生。他學識淵博，精通古文，後來成了大學教授。他在中學教這群少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用大學的授課方法了。他把中國的詩歌按時間順序自由圈選，教學生們從頭讀起，由詩經開始，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至元曲為止；他還指導學生閱讀大量參考書。韋君宜極力適應孟先生的授課方法，經常去書店，就在這一年裡，她學會了到北京琉璃廠舊書店去選購線裝書，書店的夥計們用驚訝的眼神看著這個鑽故紙堆的少女。高中畢業時，韋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寫了一篇畢業論文——《讀〈陶淵明集〉》。那時候，“學者”的頭銜對韋君宜有著強烈的誘惑力，故紙堆、書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賴以生存的極樂世界。

在振聾發聵的炮聲中驚醒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在豺狼步步緊逼面前，國民黨政府則步步退讓，北京危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

韋君宜恰在此時，踏入了素有反帝鬥爭傳統的清華大學，敵人的鐵蹄踏碎了她成為學者的美夢。她從書齋中走了出來，面對著完全變化了的環境，感到驚異、迷惘。她拿起筆來，記錄了自己的苦悶和朦朧的追求，散文《告訴》是她的一篇習作，也是她後來跟文學結緣的開篇之作。以後，她又接連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發表在天津《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其內容大都是聽來的革命故事和親自觀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憶這一段創作時曾說：“那是在追求黨還沒有追求到的時候寫的，雖然很幼稚，文章卻是一片真情，熱烈的程度，有過於少男少女在熱戀中。我是在熱戀著革命，熱戀著我的祖國”。

帝國主義入侵後，北京的街頭和正陽門車站到處都寫上了“片假名”，“何梅協定”、“塘沽協定”接連簽定。學校裡一面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一面是熊熊燃燒的反抗之火，抗日的進步團體如雨後春筍。圍繞著抗日救國的內容，同學們召開各種形式討論會。韋君宜有時也去旁聽或列席，她用心地傾聽那些高談闊論的男同學發表演說，開始覺得新鮮，有道理，漸漸聽得入迷，信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