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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家常。但文理結構卻精緻而勻稱，行文走筆中表現出遊刃有餘的閒雅情趣。譬如她在寫自己多病得夫弟贈送《粥療法》一書之後，極其自如的出現這麼幾句話：“不過此書的命運和我家多數小冊子一樣，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見蹤影，又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了。”只要讀過宗璞《恨書》《賣書》兩文，聆聽這番議論，禁不住有那心領神會的一笑，因為“乃兄”是他們家“圖書館長”，據說“負書行路也在百里之上”了。可恨書籍成山，常常急用之書找不到就成了他的責任。這裡本與“粥療”無關，只是信手寫來，輕靈灑脫，使文章頓生情趣。

這裡提到的《恨書》、《賣書》二文，分別寫於1985年和1989年。是寫家中藏書之多帶來的煩惱。鄧拓說：“閉戶遍讀家藏書”謂是人生一樂。鄧拓寫的是書生獨有的一樁樂事。可宗璞寫的卻是書生之憂、書生之累。宗璞這類散文雖說是文化意蘊豐富，卻又離不開日常生活的煩憂牽絆，普通人世的苦樂悲歡。她在儒雅情趣之中，並不自矜清高，而且自然流露出一種與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間本色。

這類散文大都平實自然，都從自己生活經歷，從身邊聞見世事人情中拈拾而出。宗璞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生活了幾十年，那裡的一樹一石，一橋一水，已與作者融在一起難以分開。那花晨月夕，四時風光也早已進入她的散文世界。燕園內不論是年耆學者或莘莘學子，她都默默傾注了感情。近年來，她又連續發表了《燕園石尋》《燕園樹尋》《燕園碑尋》《燕園墓尋》《燕園橋尋》系列文章。使原本就美麗和特具魅力的這座名園，因她的散文的渲染而更顯出歷史、文化的淵源和社會人文薈萃的品格。

這裡只舉《燕園碑尋》一文為例加以印證。“碑尋”一共寫了燕園六處碑石。不僅記載碑刻的內容，而且考證它們的來歷，如燕南園進口處和一、六院之間赫然矗立兩對龜馱石碑，一處是清代皇帝為紀念花兒匠而立的名錄碑，一對是為四川巡撫杭愛立的井有康熙親筆碑文。其他還有乾隆御碑和明末清初畫家藍瑛梅花碑等。尤其是1989年新立的一座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義。碑文由馮友蘭先生撰寫，聞一多先生篆額，羅庸先生書丹，集一代幾位名家之美，實屬難得。尤其碑文內容，不論就思想和文采而言均美倫無比。宗璞文中輯錄碑文內容時融進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議論，更顯出她認知深刻，襟懷博大，也使散文的歷史文化內蘊更富光輝。

也許我們有必要再重複說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學者（外國文學研究）與作家的雙重實踐，使她在寫《行走的人——關於〈關於羅丹——日記擇抄〉》《無盡意趣在“石頭”——為王蒙〈紅樓夢啟示錄〉寫》這樣的序文或隨筆，以及她在國外訪問期間所寫有關作家的訪問遊記，譬如《寫故事人的故事——訪勃朗特姐妹的故居》、《他的心在荒原——關於托馬斯·哈代》等，這些文章除敘述、描寫外，還穿插宗璞自己對作家作品相知相識的議論。這些議論，無疑是學術的，但又是藝術的。因為它出自一位學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於這樣一身而兼學者作家的特殊身分，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壇，閃射出她的獨特光彩。

賀抒玉

閻純德

文學是迷人的，不然，為什麼有那麼多職業不同的人執著地去追求呢？文學也是艱辛的，不然，又為什麼堅持下來而有成就的人畢竟是少數呢？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長的河都可以用數字來表示，唯有文學的高峰是無止境的，因為這是最能體現人類獨特性和創造性才能的領域。

如此精彩的話出自誰之口？賀抒玉。誰為賀抒玉？——陝西女作家！

西北的女作家屈指可數，而賀抒玉彷彿是中國西北的彩虹。這彩虹，不是偶然的天象，而是日月執行、時代前進的表現。

解放後四十多年，整整十年她沒有創作。在那昏暗的日子裡，1970年，她帶著孩子和全家的衣物，到陝西戶縣尖山腳下當社員。災難摧殘著人，也考驗著人。她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做誠實的作家，這是她的信條，否則寧可沉默。直到共和國第二次解放，她才再次獲得創作的生命，作品的題材、內容、精神，也有了新的高度、新的開拓，藝術風格有了發展，臻於成熟。如果說，“文化革命”前她是默默無聞的，而“四人幫”覆滅後，卻是文壇上頗為引人注目、活躍的女作家。

賀抒玉學習創作始於四十年代，但她真正的文學生涯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的。

她說過：“文學的道路對於我是艱苦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