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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後來真是有點“嗜之若命”了。

張愛玲的父親吸毒從改悔到反悔，在家裡不時地引發“戰爭”。“父母終於協議離婚。姑姑和父親也是一向意見不合的，因此和我母親一起搬走……他們離婚雖然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贊成的，心裡自然也惆悵，因為那紅的藍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親，因為這是條約寫明的。但不久她母親又要去法國。走之前，母親到她住讀的學校同她告別。張愛玲一直目送母親走出校門，“我在校園裡隔著高大的松杉遠遠望著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地覺得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抽噎著，哭給自己看。”張愛玲從童年到少女時代，她是在母愛和撫愛稀薄的時空裡度過的。也許父母也不能說就不愛自己的女兒，張愛玲也不是不愛自己的父母。張愛玲的母親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識和精神上的高雅滿足，再赴法國自然有她內心的痛苦，來向女兒告別，就是母愛行動。張愛玲沒有看見母親的淚水，正像母親沒有看見女兒的淚水一樣。母親走了，但張愛玲還會到姑姑那裡感受母親的情緒，因為在那裡可以呼吸到母親保留下來的空氣。而在父親的家，那裡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鴉片、教她弟弟做《漢高祖論》的先生、章回小說……她說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強分兩半，光明和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她父親那一邊的必定不好，雖然有時候也喜歡。“我喜歡鴉片的煙霧，霧一樣的陽光，屋裡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看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裡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訴她一個最壞的訊息：她父親要結婚了。她哭了，因為她看過太多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最壞的事實會落到她頭上。她回憶說，當時“我只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臺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裡。那裡有她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影印的照片”；那裡的太陽使人昏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那房子就像一個陰陽交錯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種精神的荒涼和無所依託的空虛。

張愛玲在聖瑪利亞女校住讀期間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親總是客客氣氣。她父親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興致上來還鼓勵她學做詩。張愛玲回憶說，她一共做過三首七絕，第二首詠“夏雨”，其中“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兩句被先生濃圈密點，第三首是詠花木蘭，以後沒有再寫。

二

如果說，家庭環境和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學時代的興趣培養則是人生達至終極的基礎工程。

上海的聖瑪利亞女校是著名的美國教會女子中學，同中西女塾同負貴族化聲譽。張愛玲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所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度過的。在那裡她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心日益堅強。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自由性格那時已趨穩定。當時學校的教師主要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課程分設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課程是主課，包括英文、數、理、西洋歷史、地理和《聖經》，用英文講授；中文部的課程包括國文、中國歷史和地理三門，不被重視。1936年秋，學校來了一位名叫汪宏聲的老師主持中文部的教務，併兼教高中國文。這位酷愛文學，具有新進作風的汪先生為女校帶來了新鮮空氣，遂使國文課大為改觀。汪先生不僅改變了授課方式，變八股式的滿堂灌為自由討論，更為甚者是他在國文課中大膽增加了中國新文學的內容。他不僅為學生講解曹禺的劇本、丁玲的小說，還親自為圖書館大量購置新的中文書籍和報刊、獎勵學生課外閱讀，“努力為學生爭取用本國語言文字發表的機會與活動”。他的構思和努力，就像園丁灑下的汗水，竟為這個學校澆出一片文學的春色。

汪先生為了打破“說立志”“說知心”等八股濫調，第一堂作文課就在黑板上出了兩個聯絡學生生活實際的題目，另外還特別鼓勵學生自由命題。學生為汪先生的“革命”之舉感到驚喜。張愛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題的，題曰《看雲》。文章精神瀟灑，詞藻瑰麗，令汪先生吃驚得簡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時新來乍到，點名冊上的名字和學生還沒有聯絡起來。發文卷時，當他唱到張愛玲時，“便見在最後一排最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