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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為幕僚，並以小女李菊耦相許。於是李鴻章的親女兒成了張愛玲的親祖母，就是說張愛玲的血管裡流淌著“貴族的血液”。關於張佩綸與李鴻章小女的婚姻奇緣，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與辛酸，可在清末小說名著《孽海花》中鉤沉到真真假假的傳奇故事，也能聽到些許歷史的回聲。

一個家族也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永久的興旺，總會由盛變衰，也會由衰變盛的。時至張佩綸的晚年，夕陽已經深深籠罩了張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張愛玲父親那一輩，家道中落，昔日的輝煌已經所剩無多。

張愛玲兩歲時隨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僕人中間，總是由傭人抱著走親戚看客人，從小生活在封建禮教的薰陶之中。張愛玲在《我的天才夢》裡說：“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三歲時，她便能背誦唐詩。她在《私語》裡回憶說：“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母親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跟著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詩。她才醒過來總是不快樂的，和我玩了許久方才高興起來。我開始認字塊，就是伏在床邊上，每天下午認兩個字之後，可以吃兩塊綠豆糕。”稍後，她家裡為她和弟弟請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從此也開始了她最討厭的背書生活。那時期她常常為背不出書而苦惱。“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花滾下來。”她回憶說，有一次，“年初一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在母親不在身邊——和姑姑張茂淵一起到法國留學去了——的時候，她已經讀過了《西遊記》等書。她父親又娶了個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歡她和弟弟。

1929年，張愛玲八歲那年，一家人經過“黑海洋綠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親嗜毒，打嗎啡針，一步步走近墳墓。母親從法國回來，父親進了醫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們家也搬進一所花園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話書”，也有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母親和胖伯母坐在鋼琴凳上模仿電影裡的戀愛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著滾來滾去。那時家裡的一切她都認為是美的頂巔，藍椅套，玫瑰紅地毯，因此“連帶的也喜歡英國了，因為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而法蘭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名曰《快樂村》，寫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國皇帝特許的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那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持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她還為這部作品繪了多幀插圖，“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在小學還寫過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後來又寫了純粹是鴛鴦蝴蝶派式的章回長篇小說《摩登紅樓夢》，共計五回，是父親代她擬的回目。雖然她的這些作品並不成功，但那是豐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規模智慧開發。九歲時她便開始向報社投稿，雖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沒有訊息。她喜歡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當時她還躊躇著不知是應該選擇音樂或美術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看了描寫窮困畫家的電影后，她哭了一場，並決定要做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張愛玲說，她對於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當她彈鋼琴時，便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學寫文章，也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樣的年紀，她開始憑著自己的感覺和印象捕捉和選擇色彩，她畫小人，也喜歡畫上紅的牆，這樣她感到溫暖而親近。除了畫畫之外，她還學鋼琴和英文。她認為生平中只有那個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風度的。張愛玲還充滿了憂鬱的感傷，看到書裡夾的一朵花，聽她母親講起它的歷史，便掉下淚來。

張愛玲受新文學的影響也比較多，那時她便常常讀新文學的書籍和雜誌。她在《私語》裡說：“《小說月報》正登著老舍的《二馬》，雜誌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後來老舍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那時她就喜歡張恨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