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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了多少淚，好幾次淚水把字沖洗淨了，一連改寫三四次都不成功，於是索性把筆放下，等到大哭一場之後再來重寫。”

對於寫作她是很嚴肅認真的。她喜歡把故事裡面的情節和人物，翻來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許多對話能朗誦出來，這才開始動筆。她說她要學習托爾斯泰一連把《戰爭與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傳》她改了五遍。

由於生活的沉悶和對讀書的渴望，謝冰瑩不顧一切，又於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攻讀西洋文學。當時她有一個計劃：“再努力讀三年日文，然後把歌德、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幾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傑作，介紹到中國來”。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國主義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記憶的日子，是到死都不會忘記的。那天晚上，她剛補習日文回來，就被偵探抓到目黑區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當日本偵探三次問她去不去歡迎朝日的溥儀時，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對。謝冰瑩說：“溥儀，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個遭到全中國人唾罵的漢奸而已”，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為了愛國，她蹲了三個星期的日本監獄，受盡了侮辱和痛苦，敵人用飯碗粗的圓柱子打她的頭（致使她留下永久的頭痛症），用四楞竹棍幾乎壓斷手的骨節，使她昏迷過去。當時日本的每家報紙都發了訊息，上海的報紙也說謝冰瑩是”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活動分子“。後來柳亞子拍了電報，催促當時的駐日本領事館和留學監督處保釋，另外，也由於日本朋友的同情、幫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國。但那些寫了八年，從未間斷過一天的日記和許多珍貴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軍閥沒收。她那本《在日本獄中》，對她坐牢的生活，對祖國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著詳細的描述。

回到祖國後，她沒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寧高中教語文，編輯《廣西婦女》週刊，還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輯為《湖南的風》由北新書局出版。

從1930年起，謝冰瑩與魯迅有書信往還。1936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這一噩耗，使病中的謝冰瑩痛苦萬分，當即抱病草書祭文《紀念魯迅先生》，並在黎烈文主編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發表文章：

像午夜裡爆發了一顆炸彈似的，魯迅先生逝世的訊息傳來，使每一個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到了最猖獗，中華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勞苦大眾處於萬重壓迫之下的非常時候，一生為真理，為正義，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者奮鬥的魯迅先生，不幸因肺癆而與世長辭了！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界一個巨大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新興文化領域裡的一個莫大的損失！

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裡，帝國主義者及其爪牙，為了要鎮壓勞苦大眾的反封建反帝運動，不惜用種種慘無人道的毒辣的手段來壓迫他們，屠殺他們；拿著一支筆，努力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醜惡，指示新社會的光明與幸福，描寫被壓迫人類生活的慘苦的一切思想前進的作家，都有舉步荊棘之感。我們偉大的魯迅先生，在這樣險惡的環境裡，始終抱著不屈不撓的精神，與萬惡的舊社會奮鬥……在他的文章裡，從來找不出“消極”“幻滅”的字眼，他的思想始終是一貫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臨死的前兩天，他還是那樣倔強，那樣抱病校稿，撰文，計劃著要印的書籍。

魯迅先生，你是盡了你的責任而過早永遠的休息去了，一切敵人們將不知要怎樣高興，因為現在又少了一個領導青年大眾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萬的勇敢前進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繼續著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敵人們鬥爭，只這一點，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著安慰的。

永存在我們心坎裡的悲哀，是描寫不出的，真正的紀念你，惟有從艱苦的環境裡，打出一條血路來，解放被壓迫的中華民族，解放全人類的奴隸！

雖然，謝冰瑩不願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鬥爭，但她對於魯迅先生的崇敬溢於言表。從這篇祭文中，我們又可窺見謝冰瑩的人格。

五

1937年，當她正在南嶽衡山半山亭療養的時候，盧溝橋上抗戰的炮聲把她從病床上趕到了前線。她母親病故不久，父親又患重病，但她顧不得感情的創傷和親情的挽留，心，撲向了戰火，她毅然告別家鄉，永別了父親，奔向戰場。她說：“這是一個大的轉變，也是北伐以後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時代的青春活力，又在這位“女兵”心頭生長起來，她，還是那位“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