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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灘頭載到了東海的時候，我高興得好像逃出了樊籠的小鳥……

當她乘船到達長崎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她看到這樣的“號外”：“皇軍佔領瀋陽！支那軍慘敗！張學良逃亡！”

她不相信這是事實，難過得流出了眼淚。國難，激烈地搖撼著那“顆愛國之心，她想馬上回國參加作戰，把我們的東北奪回來！但同行者勸她，說到必要時留學生可以全體回國……

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國學生一千餘人，在東京舉行了一次“追悼東北死難烈士大會”，與日本偵探、警察發生衝突，不久，大部分留學生帶著受了無數次傷的心回到祖國的懷抱。

謝冰瑩一到上海，便發生了“…·二八”淞滬戰爭。她參加了著作者抗敵協會，白天參加醫院組織的救護隊工作，晚上寫稿，編輯週刊《婦女之光》。她還動員了三百多個婦女參加抗戰工作。這時期，她認識了女作家白薇、詩人柳亞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國帝國主義強行停刊後，她滿懷失望飄流到福建，在廈門中學和天真純潔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說：“教書的確是一件最快樂的事，……喜歡幫助他們研究文藝的工作”，上課時他們是師生，下了課便是好朋友。

謝冰瑩像一個喜歡播種的園丁，幫助學生為《廈門日報》編輯文藝週刊《曙光》，還和謝文炳、方瑋德、郭莽西、遊介眉創辦了《燈塔》月刊，那是廈門唯一的文學刊物，是沙漠中綻放的一支燦爛的花朵，但只出了兩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歡廈門，那海，那浪，那純潔的孩子，但環境壓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樣，隨時都有被捉拿的危險。當時和現在都一直有人認為她參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動，任婦女部長，還說她是社會民主黨。她雖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員有聯絡，他們也曾邀請她去工作，但確實和這個“政府”沒有關係。她說：“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更看不起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擁護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機革命家。”經過幾年的政治動亂和生活的磨難，使她逐漸形成了只是憑著正義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寫作的人生觀。說到這之前的生活時，她曾講：“在上海時，曾為了左翼的問題，鬧得天花亂墜。報紙雜誌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內戰文字，而沒有看到他們放棄共同為國家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頭來悄悄地嘆息，我始終沒有加入過他們的陣線，沒有被任何人利用寫過一個字的幫閒文章。”這是她對左聯成立後上海文壇的看法，她覺得“內戰”是不應該的，而應…致對外。

儘管她在福建僅僅是個中學教員，但“婦女部長”的頭銜卻在當權者的檔案裡備了案。她必須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報》上看到包括她在內的通緝名單。柳亞子勸她回故鄉躲一躲，於是她到了長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裡，應趙家壁之約，整天閉門寫作，《一個女兵的自傳》就是那時完成的。

女兵自傳的寫作完全是被動的。當時正在良友圖書公司主編中國文學叢書的趙家壁很欣賞她的文章，一再寫信要她趕快寫完一部書交他出版，書名也已擬好，叫做《一個女兵的自傳》，並限她三個月之內完成。“我當時真是誠惶誠恐，忐忑不安。……我那時一來為了想籌備旅費重渡東瀛，完成我的學業；二來借寫作可以減少一點精神上的苦悶，於是就勉強答應下來。我先擬定了幾十個小題目，準備每個題目，最少寫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過三千。那時候，我還沒有養成寫作的習慣，完全隨著興之所至，有時一連寫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覺；有時一連十來天也不動筆，所謂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時的寫照。”

女兵自傳斷斷續續發表了一些，深受讀者的歡迎，但直到她從日本回來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女兵自傳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她在談怎樣寫《女兵自傳》時說：“當我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實，一句假話也不寫，完全根據事實，不渲染，不誇張，只有絕對忠實，才有價值，才不騙取讀者的熱情。”

在她寫作的作品中，最使她傷心、痛苦的就是寫《女兵自傳》。她說：“我要把每一段過去的生活，閉上眼睛來仔細地回憶一下，讓那些由苦痛裡擠出來的眼淚，重新由我的眼裡流出來。記得寫上卷的時候，裡面有好幾處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寫，一面笑，自己彷彿成了瘋子；可是輪到寫中卷時，裡面沒歡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寫的時候，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