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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各種各樣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結局，都不時地在她心頭閃現，她傷感地預感到自己也將是她們不幸中的一員。“她們走上的路，現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並且即使不情願，遲早也非走上去不可。”雖然李琳姍已經現實地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但她卻景仰起有著自己信仰的蕭英來。

這篇小說反映了婦女解放的問題，並有深刻的認識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姍，最後對革命黨員蕭英的崇敬之情，這個結尾使主人公最終呈現出光彩，發人深思，深化了主題。

《張順的犯罪》是寫一個出身貧苦、沒有自由、過著冷酷勞苦的軍營生活的三等兵張順犯罪的經過。他是獨子，為了逃出沒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飢餓和壓迫的鄉下，揹著父母當了兵。對此，父母沒有責備他，希望他寄錢，救濟家庭。生活無望的父親，投奔兒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飯吃。“連一塊錢的整數都湊不足”的張順，請假進城看父親，但父親偏偏跟拉車的表叔練腿認路去了。張順被繁華大街的景色所誘惑，不僅忘了歸隊盯時間，也忘了一切煩惱。他是請假出來的，想到如山的軍法，“身心都戰慄了”，回去的勇氣一掃而光，眼前是無際的黑暗。絕望中他產生了逃的決心。但他需要錢，可是善良的張順既不敢明搶，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憐他，慷慨施捨他。這個念頭經過三思之後，他終於決心扮演一個被劫的角色。他八個銅子買了一把修腳刀，然後走向沒有行人，沒有車輛，掩藏著黑暗的僻靜衚衕裡。懦弱的張順，“這時忽然勇敢起來，他毫不膽怯地實行路劫了。不過劫的物件不是別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剝了下來，這時刺骨的凜寒，已經使他招架不住而戰慄了，可是那英雄般的決心，是毫未動搖的。”他用修腳刀瘋狂地向自己的頭頸和手背等地方胡亂劃去，計劃完成之後，凱旋似的奔向大街，邊跑邊喊：“捉強盜呀！捉強盜呀！”他被人群圍起，儘管流著淚敘述其遭難，但沒有人施捨他，希望破滅了。最後，在署長的反覆桔問下，張惶失措的張順，只得照實招來，終被從嚴法辦。

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社會悲劇。讀後，人們並不想笑，而是想哭。張順不忍農村的悲苦和壓迫當了兵，父親也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來到城市謀生。張順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現實壓迫的結果。

以上的短篇小說，作者是以現實主義手法表現生活的。每篇結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寫得山窮水盡，也毫不發揮，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讀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說中的主人公命運，讀者可以自得結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說，是描寫下層普通人物命運的作品，這在沉櫻的創作中，就篇幅而言，不佔主導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難得的，在沉櫻的創作思想上，卻佔著重要地位。

儘管沉櫻一再對我說，她的小說創作不多，內容不新穎；但我認為，這些作品畢竟是在中國新文學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的時候。出自一位年輕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畢竟表現了她對生活的感受、硯察、希望、追求以及愛憎，畢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其人物畢竟帶著歷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櫻的說法，把那些小說看成“歷史資料”，也是有一定意義的。因此，關於她的早期小說，雖不是她成熟時期的作品，但歷史應該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她的作品畢竟在現代文學史上產生過影響。

五

不知為什麼，1931年初，沉櫻和馬彥樣離了婚。接著，她到了北京，認識了知識廣博、才華橫溢的詩人、翻譯家梁宗岱。他學習上肯下苦功，翻譯上一絲不苟、反覆推敲的精神，使沉櫻受到很大影響。1934年，她到過日本，目的在於學習日本文學。在那裡，她遊歷了不少地方，寫下了《在日本過年》等散文。翌年回國，與梁宗岱在天津結婚。梁在南開大學任教授，她閒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戰八年，她蟄居重慶，先在北碚，後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趙清閣親密為鄰。這時期，她在鄉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國作家的作品，因為當時書少，就反覆讀，英文的閱讀能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先是以讀為樂，後來試著翻譯，希望將美的英文變成美的中文。那時她寫作極少。但散文創作的代表作《春的聲音》、《我們的海》卻是被趙清閣逼出來的。

抗戰的勝利，使她感到一種民族感情的解放。她興高采烈地到了古都開封。1946年，在上海的趙清閣介紹她到上海戲劇學校任教，之後，又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國文，還在圖書館工作（在那裡，她看了許多外國文學名著），直到離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