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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卻以辦學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灤平縣購買土地,搖身一變成為顯赫的大地主,過著實實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楊沫的母親也是湖南人,懂得詩詞歌賦。家庭發跡以後,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鬧,打麻將。楊沫就在這樣一個物質上頗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虛的書香人家度過童年。
楊沫於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個哥哥,叫楊成勳,比她大十二歲,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二妹楊成亮,三妹楊成芸,就是後來的著名電影演員白楊。楊沫那時叫楊成業。
父母不和,各自尋歡作樂。兒女既得不到父愛,也得不到母愛。楊沫說:“幼小的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呀?!數九寒天,我穿著露著腳後跟的破鞋,腳後跟生著凍瘡,流著濃血;渾身長滿了蝨子……”(《鄉思的朝和暮》)五六歲時,母親常常打牌看戲,半夜不歸,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時她害怕,攔住媽媽不讓走,自私而暴躁的母親,居然伸手打她幾個耳光,揚長而去。後來,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兒寄人籬下。表兄弟們隨便欺負她,把她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八歲,到了上學的年齡,母親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舊。這倒使楊沫這個生長在豪門的“大小姐”有了接觸下層人民的機會。她同傭人睡一盤炕,放學後,和拾煤渣的窮孩子一起玩。她還常被母親帶到灤平鄉下去收租。她回憶說:“在這裡,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慘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樣殘酷地壓榨農民,怎樣吸乾了農民最後一滴血汗的真實景象。他們常常把不肯——也是沒錢交租的佃戶吊到房樑上毒打。他們住在佃戶家裡,要雞、要肉、要吃好的。他們把農民當做供他們壓榨的牲畜……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還不懂什麼是剝削、壓迫。但是我看到了佃農的孩子在嚴寒的冬天,還光著身子沒有衣穿,一個個瑟縮在炕角,用燒熱了的土坑來溫暖汙髒瘦弱的身子。為了給我父母親交租錢,他們沒有錢買鹽吃,吃著沒有鹽味的樹葉子……”(《我的生平》)窮與富的鮮明對照,使小楊沫對黑暗社會隱約產生不平,對貧苦的勞動人民產生同情,對地主醜惡的行為憤慨不滿。母親專橫、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變態行為,使楊沫差不多在十歲時,就對母親產生憎恨、厭惡和敵對情緒。
共產黨人第一次闖入楊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歲的時候。那時她父親因學校停辦而失業,家境日趨困難,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來這裡走動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務。他蓄長髮,高個子,長臉,和藹可親,氣度不凡。這個大學生是她父母的同鄉。楊沫喜歡跟這個大朋友親近,因為他喜歡談天說地講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楊沫家呆了好久才離去。可是不久,就傳來了他被殺害的訊息。他是與李大釗等二十人被軍閥張作霖絞死的。楊沫在《順天時報》上發現了這訊息後,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務那天是來她家避難的,但父母沒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僅使她悲痛哀傷,更多的是驚奇、迷惑。她在《答親愛的讀者》一文中說:“這個訊息給了孩子的心靈多麼大的震動呀!當時我是那樣地奇怪,他為什麼要被絞死呢?他既不是強盜,又不是壞人,他有學問,又那麼誠懇、熱情、謙虛……直到今天,我的眼前還浮現著他那溫和的笑容。於是,共產黨員的崇高形象,從小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書香之家,雖然沒有給過楊沫溫暖的感情,但卻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書籍、牌匾、對聯以至崑曲中去尋找歡樂。
五六歲時,從家鄉來的祖母,常給她講故事,那娓娓動聽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帶進模糊而美麗的夢鄉。老家湖南湘陰東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綠油油,一條彎曲的淚羅江從她心中緩緩流過。認得幾個字以後,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觀看店鋪的牌匾對聯,什麼“德順老醬坊”、“又一順羊肉店”,連那紅紅綠綠的電燈上寫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麼“翠玉”、“嫣紅”,什麼“紅鳳”、“醉妃”,她都好奇地觀看。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學習,文學教育。八九歲時短髮齊眉、天真無邪的楊沫,見母親躺在沙發上手捧唐詩,高聲吟哦,她也跟著學。漸漸地,連《長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誦下來。小姑娘對人生充滿幻想,在家抓什麼書就讀什麼書。小小年紀,學著名士派頭,起雅號“野鶴”和同學和詩。十多歲,又迷上《紅樓夢》,為林黛玉的命運熱淚潸潸。後來讀武俠小說著了魔,受《小五義》、《七俠五義》、《江湖奇俠傳》的影響,放學後,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學武術,夢想投峨嵋山學藝,作個劫富濟貧的俠客。聽大人談話也是楊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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