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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是老鄉們的親近、關懷、同情溫暖了她的心。他們常擔心她的處境，為她的遭遇落淚。柳溪說：“我日夜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聲說笑。春天，有剛出生的羊羔和牛犢的叫聲；夏季，有可愛的蛙鳴；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蟲聲；冬天，有串門的花貓同我說話，有呼嘯的北風向我喧譁。每當夜深入靜，全村沉睡的時候，我便重新攤開稿本

就在這個小村子裡，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們成了她的朋友、親戚，有的還是政治上和重病時的恩人。她寫的不少作品，有些還念給他們，聽取意見。

1975年，柳溪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和更年期綜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裡，想喝水都喊不到人。這時候，有一個從前認識的老朋友來伺候她的病體，使她起死回生。為了報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艱難困苦和暴風雨中組織了一個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術學院的畫家康明瑤。他早年留學日本，也被錯劃為右派，是一位為人耿直的知識分子（據柳溪來信雲，康先生於1993年7月9日病逝）。

當談及愛情、家庭時，柳溪頗為傷感。年輕時候，戀愛受騙，結婚有子後，因受審查怕牽連而被迫離異。這便是她十七歲至三十歲的辛酸史。她還得過惡性血崩症，幾乎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子宮摘除時一個人流著淚躺在病榻上，她沒有家屬，也沒有一個人關心她。柳溪悲傷地說：“我並非天生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我也曾經陷於過絕望與悲愴之中。那時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離子散，遠隔天涯。孤獨是我的侶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從生活費裡節儉一點錢，買些鉛筆、書包、手套、糖果一類東西，寄給遠在長春的孩子，我就會得到'想用物質腐蝕，收件人拒收'的回執；我嫌公廁太髒，主動打掃，就說我'故意表現'；我給河北地震災民捐獻棉被，就諷刺我要'譁眾取寵'……人言可畏，牆倒眾人推！這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不到這份處境是無法領略的。如果不是我兒童時代就受過苦難的磨練，也許我不會熬過這人類情感領域中這種罕見的創傷和折磨……謝天謝地，一切都熬過去了。現在，過去和我劃清界限的兒女，他們受到株連、歷盡人生痛苦之後，也都歡歡喜喜來和我團聚了。看來，這個新家庭也可以與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顛簸著，終於來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長達一百五十萬字的書稿，最後也在“評法批儒”“批水滸”的嘈雜喊叫聲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歷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轟毀了十年修築的城堡，祖國面前又出現了一條康莊大道。柳溪這個被命運棄之已久的淪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別了那間親切的茅舍和可敬鄉親，搭乘拖拉機回到天津。一張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職務的“改正決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綁的手腳。於是，她開始了長篇小說修改的艱苦工程。這一年，這位在文藝界被冷落了二十餘年的老兵，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選了一篇小說《雙喜臨門》投寄給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學》，並在8月號上刊出，起到了“亮相”、“開禁”的積極作用，於是上海《文匯報》才發了一則新聞訊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壇》。此後，各刊物才敢發表她的作品。柳溪為此感慨萬端。多少年來她一直沉淪在政治漩渦的深淵，又像一顆飛落荒郊野外的隕石，其心情悲涼而寂寞。柳溪說：“《人民文學》在我生死攸關的時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懷著最美好的感情，稱《人民文學》為嬰兒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壇的搖籃。

七

柳溪是一位獻身於革命，獻身於創作的作家。從1939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失意者》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但她的主要創作時期卻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除了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挑物件》（1950年，大眾書店）、《爬上旗杆上的人》（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之外，之後出版、發表了《柳溪短篇小說集》（1982年，花山文藝出版社），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淑妃文繡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戰爭啟示錄》（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中篇小說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點》（1986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說選》（199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長篇傳奇小說《燕子李三傳奇》（1985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大盜燕子李三傳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