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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縣勞動改造。後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從事專業創作。出版了詩歌散文集《和平列車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愛的故事》（1952年，上海雜誌公司）、《一個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電影文學劇本《在祖需要的崗位上》（1956年，藝術出版社）。七十年代後，進入創作生涯的輝煌時期，她的報告文學、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和《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時期文學中的優秀之作，文筆優美、構思獨特的《大雁情》與《美麗的眼睛》均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這些作品是她留給二十世紀的溫馨紀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運的分號》（與馮亦代合集，江蘇文藝出版社）、《我們倆》（與馮亦代合集，上海文藝出版社）及散文隨筆集《半山半水半書窗》（中國對外翻譯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們陪她還到四川大學為學生作關於報告文學創作的報告。黃宗英說：“前次來成都，你們四川人說歡迎我回到家鄉，啊，因為我曾經是梅表姐（她在電影《家》裡演的角色）。這一次也是回家……我們的心是通的，我們都為我們的國家擔憂、分心。說到電影，我沒有想當演員，說到文學，我沒有想當作家。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推向藝術舞臺的。父親有很多書，三十年代我讀《福爾摩斯》。我哥哥辦報，叫《黃金時代》，不到十歲就給他投過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課桌前只坐過兩個禮拜，說到文學，就不能不說我的道路。時代的風雲是文學的父母，有什麼樣的遺傳因子，就有什麼樣的染色體。詩人周良沛當年寫《軍號》、《雲南的篝火》，沒想到現在又寫苦牢……我是沒想當作家的作家。是時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閉著眼也得'開槍'。人要學會走路，得先學會摔跤——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說'黃宗英連世界觀都沒有還寫作品'。當然世界觀是有的，但我寫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為天一亮不知要發生什麼事情。我和王丹鳳（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個大操場；回家時用一個小包帶幾個小炸糕還得笑著回，把一切憂愁包起來……”她還講到，在勞改隊當隊長，帶著巴金、吳強等一群名作家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蹟般地“修築”了“地下長城”——兩條150米的防空洞。她勞動時，工人老找她談話，讓她到食堂，4點起床洗菜，後又隔離，同《收穫》主編頂牛（她屬牛）。當時趙丹被關了五年二個月，出來後又去幹校；三個孩子都在插隊，全家“一片紅”。那時她看到孩子那樣的處境心裡難過，很想改變他們的命運。她寫了一篇批判資產階級走資派的文章，經過編輯的修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評。黃宗英說，這真是一生最難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節！張志新就是一個榜樣。“今後，不管做人還是做文，不能愧為一個作家，要真誠地對待人民！”黃宗英又說：“人家要我寫打擊經濟領域走私犯的報告文學，我問他們；你們是要打蒼蠅還是打老虎？打蒼蠅我是不去起鬨的。一個人，只有有所不為，才會有所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會有選擇——有的是自己選擇，有的是社會強迫你選擇。”接著她講她的演員生涯和文學生涯，“當年，我去演戲，老家宣告說我要演戲就不認我了。1958年，人人是詩人，都說寫詩不難；現在都說寫詩難，太難。不知這叫進步，還是退化。上官雲珠如何經過精神上的屈辱、靈魂上扭曲，最後成了優秀演員。1959年我退出了舞臺，拿起了筆。在複雜的時代，要寫什麼，不寫什麼，應該清楚，不能隨便給誰增加分量。我寫優秀的藝術家，也寫普通人。但我不寫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過美國、法國和日本，很抱歉，我什麼都沒寫——我不能寫'到此一遊'。”

黃宗英也許因為早年職業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錯，演講富有鼓動性煽動性，但她的話是真誠的，所以才很能打動人心。

她覺得西藏是個謎，是個說不清的的謎。親眼看到西藏人磕長頭之後，她沒有懷疑他們的虔誠。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國“磕長頭”整整磕了十來年，不知這是虔誠還是愚昧。

“你能譴責他們嗎？作家不能譴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裡生活兩三年，也許還能帶回兩三塊小'炸糕'笑著回來，但我不能寫。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還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爾賽宮，國王的包廂有一個可以溜掉的小門，這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