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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吃”，大家不停地將好吃的夾給我，說是多吃不僅可以多“福”，而且才可以長壽。席間，黃宗英送我一個從西藏帶來的潔白而玲瓏的細草編簍，小簍裡放著一枚芳香四溢的木瓜。然後，又在我的紀念冊上為我“摸福”和生日留下一首這樣的詩：

宗英記純德摸福

老閻同志：

詩人不寫詩章，更令我為難；

叫我寫點什麼？為你的壽誕。

恰今朝錦江畔，

同訪楊升庵，

弄不懂他為什麼與土地相揖？

鬧不清他緣何又與福字毗連？

閉著眼，

福——，究竟在哪邊？

睜著眼，

福——，本在咫尺門！

一個福字，天地人寰，

千種解釋，萬種心願。

既然來到這世上，

誰都有呱呱墜地的宣言。

願我們年年生之日，

嚮往裡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這首急就章，是黃宗英在我們吃飯時即興隨手寫在我的紀念冊上的。寫完詩，她又在“老閻同志”左上角用紅筆寫了三個字——“正當年”，然後又用紅筆不規則地框起來，活像書法家寫完字蓋的那枚具有傳統美的印章。詩的結尾處的右下角，又用紅筆寫了一個“壽”，也用紅筆框起來，也像一枚印章。

她寫好之後，在還沒有交給我的時候，已被周良沛搶去欣賞，然後又是徐靜和秦川，最後才交到我手裡。大家都說好，我心裡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給黃宗英寫過幾次信，但沒有得到一次認真的回答。我理解，因為八方雲遊的她，沒有時間。那一次，成都錦江飯店，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她說她也有了一個機會——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於是我便有了一個滿意的回答。

黃宗英於1925年7月13日（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一個溫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縣。其父早年留學日本，為總工程師，她上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她母親是姐姐們的繼母。九歲時，父親去世，兩個姐姐幫著撐持家庭，並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黃宗英說，“我們家無所謂家教。小時候，爸爸老沒大沒小地攛掇著我們上樹、爬牆，還讓我們拿他當大馬騎。他還常年在戲園子裡訂包廂帶全家看戲，我們在學校裡開同樂會演戲、比賽演講、跳繩……爸爸都是最佳觀眾——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追孩族'。父母沒有說過一句讓我們好好讀書的話，但卻一個書庫一個書庫地給我們買書——什麼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連寫著描金漆題綠字的玻璃櫃門的書架也一起買回來。姐妹兄弟們還辦起了'我們的圖書館'，還刻了章。”那時黃宗英最喜歡整理書架，把書攤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來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尋找什麼呢？

黃宗英說她從未逾越過“家庭的薰陶”。她說：“小時候，我們家從北京帶到青島去的王廚子因患敗血症暴卒於醫院。爸爸說他是為我們家死的，出殯時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喪，厚葬於當地德國公墓。”這件事給她終生的影響——平等思想、報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進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親早亡，家道中落，孤兒寡母日子悽清。黃宗英小小的年紀便深諳世事，整日做著養家孝母供兄弟上學的夢。那時她夢著當護士，可母親說當護士太苦；夢著當文書，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終沒做過當巨星、當文豪的夢。她說她此生沒得到發展的天賦是當個好主婦。在她十來歲時，入冬課餘要做五雙棉鞋幫、織五副手套、襪子，還把五件毛衣拆舊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麼事都很認真，份內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盡力試著去做。由於父親早逝，她二姐終身未嫁，為了弟妹；黃宗英十六歲演戲，為了弟弟讀書。

黃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壇，六十年代又闖入文壇，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後的《大雁情》，都是讀者交口稱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滿天下。文化革命前，於1953年初她寫出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凡平的事業》，之後曾到中央電影局編劇講習班學習，與李囗、白樺等人同學。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到浙江樂清縣當農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作家協會及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會員。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蘇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