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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變成了“桃紅”。她到處受到美國移民局的追緝。小說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一文中說：“當移民局官員問她若被遞解出境會去哪兒時，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這話道破了現代流浪的中國人的悲劇，他們沒有地方可去，連祖國也歸不得，由北平流徙到臺北再到美國，沿途盡是痛苦與折磨。桑青精神分裂，搖身一變成了桃紅，這是精神上的自殺，她的傳統價值，倫理觀念全粉碎了，道德操守轉瞬拋清九霄之外，沉淪到精神上的最低點，陷入半瘋癲狀態。到故事結尾時，她還在逃避移民局的緝捕，在美國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順風車，任由路人帶她往別處去……”

這是一個頗令人悲悽的結局。198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桑青與桃紅》，但作者有意刪掉了第四部分。聶華苓在前言《浪子的悲歌》中解釋說：“《桑育與桃紅》在國內出版，給了我一個反省的機會。歌德對一位年輕詩人談藝術創作時說：'永遠尋求節制。'我在《桑青與桃紅》中要表達太多的意義，要作太多的'不安分'的嘗試。那小說需要'節制'。因此，我把第四部分兩個分裂的人格互相鬥爭的故事刪掉了。”

作者強調說，這部長篇是一個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個不安分的嘗試。她借傳統小說敘述手法來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實”，用戲劇手法講故事，以詩的手法捕捉人物內心世界的真實，而隨時又用那種發人深思的寓言筆法，這幾種手法的融和，使她的作品呈現出特有的風格和異彩。聶華苓說：“我在《桑育與桃紅》的創作中所追求的是兩個世界：現實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為了達到這種藝術境界和效果，作者用不同的語言來描寫歷史的演進，事件的發展，桑青的變化。小說裡奇特的語言（單字、單句、以至畫兒等）是為作者要表現主題服務的。作者說：“不同的精神狀態需要不同的語言來烘托。《桑青與桃紅》裡的語言從第一部起，張力逐漸加強，到了第三部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的追蹤，躲在臺北一閣樓，他們的語言就不可能是一般人正常的語言了。閣樓裡的語言是：一字、一句，簡單，扼要，張力強，甚至連標點符號也成了一律的句號了——那是恐怖的語言。”

“桑青”與“桃紅”…一從一個一片純真的少女桑青到一個縱慾狂人桃紅，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和身分。這部小說，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探索上，在作者的創作道路上都是一座里程碑。白先勇說：“這篇小說以個人的解體，比喻政治方面國家全面瓦解，不但異常有力，而且視域廣闊，應該算是臺灣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他還說：“透過創造並刻畫這精神分裂患者破碎的世界，聶華苓深刻地比喻了現代中國極端悲慘複雜的命運，這篇小說異常有力，因為其中運用了不少象徵，作者把心靈上與社會方面的情況連起來，使二者互為輝映；小說中所描寫的本來只是個人人格的病態，但透過了連串的投射與轉置作用，卻象徵了整個國家的混亂狀況。”這些評語，說明了桑青一生悲劇的社會意義。

聶華苓於1988年6月發表在香港《博益月刊》上的小說《死亡的幽會》是她八十年代後期的一篇力作。小說中的主人公邁可、李莉、賽海兒都是現實中的人物，作者將國家、民族、文化、愛情觀的鉅變、價值觀的顛倒、人性的升沉，透過人物命運的演進串在一起，深刻表現人性和現實。這篇小說的成功還得力於作者嫻熟的技巧：心理刻畫，烘托、暗示、象徵手法的運用，豐富的景物描寫，事件的陳述等等，都使小說成為一件真正的藝術品。

大陸…臺灣…美國，這是著名女作家聶華苓在人生道路上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1949年，當她離開家鄉時，她沒有想到能在三十年後看到魂縈夢繞的老家。她在散文集《三十年後——歸人札記》的“前言”裡說：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我順著“往中國”的箭頭向前走。走到羅湖橋上，我站住了，回頭看看——我走了好長好長的一段路啊。

六月十九日，我順著“出中國”的箭頭向前走。走到羅湖橋上，我站住了，回頭看看——中國走了好長好長一段路啊。

這幾句“前言”，是幾句發人深思的詩。三十年，中國有一部歷史，她也有一部歷史。祖國，暫時是落後的；故鄉，眼下還貧窮。但家鄉有前途，祖國有前途。當北京出版她的第一本作品時，她激動地告訴我：這是創作生命中最動人的一刻！

1981年，這位“文學組織的建築師”被紐希塔國際文學獎（NEU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