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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同鄉下的大姑娘小媳婦拉家常，教她們文化。根據那裡的生活，和創作組創作了歌劇《上冬學》，解放初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我的乾姐妹》，實際上也是她那段生活的實錄。賀抒玉說，乾姐妹比許還要真摯的友誼永遠激動著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總對生活和未來充滿愛和理想的家鄉人民，他們心裡的詩情畫意、能歌善舞代代相傳的習俗，他們的真誠與純潔，像一條長長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裡，從過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對農民、對家鄉愛的源泉、寫作的源頭。

他們自編自演的小戲，在各地受到歡迎，得到好評。1946年，周揚曾到綏德，看了《餵雞》等劇目，還在劇團裡講了話，熱情地鼓勵大家。由於他的推薦，不久，《餵雞》便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出來。

戰爭歲月考驗著每一個人。她作為一名小戰士，隨軍轉戰，日夜兼程，頂風冒雪、爬山過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軍，一連幾天不睡覺的生活是難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戰士。行軍休息時，她躺在山溝的土坡上，“枕著揹包，望著一線藍天，什麼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滅敵人，建設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安居樂業的新中國。那時節，個人的興趣愛好早已被擠到不顯眼的角落，心中最強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諧一致的。”於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學夢，變成了艱苦的實際工作，但在勝利的嚮往裡，依然奔騰著奇妙的浪花，閃耀著色彩，文學的種子卻在生活裡慢慢地承受著大地母親愛的體溫。他們集體創作了十幾個劇本，凡演出有較好影響的，後來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區第一次文代會上，還演出了他們創作的大型歌劇《保衛村政權》，《陝西日報》連載後，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戰爭，已經變為記憶，化為生活的詩情。

1948年，延安光復。賀抒玉隨文工團調往延安，文工團被更名為西北文工團，她在創作組。不久，她作為女班的班長，跟隨前總挺進新的解放區，進了城。

新的環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現。沒有廣闊的視野，孤陋寡聞是寫不出小說的。對工人，她不熟悉，對工礦企業不瞭解，於是她數次深入紡織廠和機器製造廠。1952年，秋風初起時，她從西安出發到玉門油礦深入生活。當時沒有火車，她同浩蕩的車隊行進，一點不感到荒涼和寂寞，更沒有“西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幹”的心清。

祁連山下，燈火閃爍，這座雄偉的石油城，使她興奮、迷惑。她懷著一顆好奇的心，闖入了這個陌生而神奇的環境。

“我到過採油廠、煉油廠，接觸了不少採油工、煉油工，也訪問過工程技術人員，還穿過大戈壁，去看望過野外勘探隊的姑娘們……”戈壁灘無邊無際，一望千里，令人胸廣心寬；那美麗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鑽塔，使人產生無限豪情。在那裡，她覺得自己年輕，懂得太少，時刻告誡自己，老老實實和工人一塊生活，向他們學習。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裡，她幫著師傅們攪拌泥漿、抬鑽桿、拿工具、看報表，有時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財富的鬥爭中，她也是一位戰士。後來，她曾以謙虛樸實、吃苦肯幹的鐵人王進喜為模特，寫過一個劇本。但這個劇本沒有成功。她回憶說，那時“我自己太幼稚，雖然多次和王進喜同志談話，但我不瞭解他，就像只看到礦區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蘊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樣。”這個十分形象的比喻，對作家來說，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書，就是糧食。戰爭年代，賀抒玉主要讀了幾本蘇聯小說《毀滅》。《士敏土》、《日日夜夜》、《恐懼與無畏》及《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讀其他的書，一是沒有，二是沒有機會；1953年秋，她有幸到北京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了近兩年，這是個難得的機會。

第一次進北京的賀抒玉看到偌大的世界，那頤和園、故宮、天壇、萬里長城——人類歷史的燦爛明珠，強烈地吸引著她，激動著她，使她深深感到祖國的偉大。她興奮地說：“那是令人嚮往的難忘的日子。我像飢餓的孩子，貪婪地讀了些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面對人類知識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貧窮。”她深怕荒廢了那段難得的寶貴時光，除了必要的參觀和遊覽，她的腳步很少踏進行人擁擠的大街和商店，幾乎整日都陶醉在讀書的樂趣之中。

1955年，春風伴她回到古城西安，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籌辦《延河》文學月刊的工作，從此做了編輯，從小說組長、編委直到副主編，一干就是幾十年，但編輯工作使她進一步接近了文學。她多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