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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短短一段，總司令與老百姓的關係逼真地表現出來，總司令的形象也紮根在讀者心中。

生動的故事、鮮明的形象以及作者直接站出來痛快地抒發感情，三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詩句的迸發和人物對話中的口語融和得那麼自然，使劉真散文富有巨大的魅力，這是她藝術氣質的突出表現，也一定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特徵。

透過一篇篇優美動人的散文，我彷彿看到了過去的劉真，也看到今天的劉真，沿著她藝術的腳印，我還要繼續尋找。

劉真善寫散文，更善寫小說。在她眾多的短篇小說中，有一類這樣的作品，即飽含著對新社會強烈的愛，深刻地揭示出現實生活中醜惡的一面。早在五十年代她就寫過一篇，名叫《在我們村子裡》，對農村中官僚主義作過深刻的反映。但她這方面的思考與才能，在後來很長時間裡，沒能得以表現，恐怕是有歷史的原因的。

粉碎“四人幫”之後，劉真的才能和思考得以施展，她在1979年10月號的《鴨綠江》上發表散文《死水》，其中有一段：“眼睜睜地看著黨的工作受損失，看見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要這樣的共產黨員幹什麼？倒不如死了好，少一個吃飯的，還能給人民減輕負擔。活著，只顧自己，那不是變成寄生蟲了嗎？我越想越痛苦，就像我的靈魂上了絞刑架一樣，我拼命掙扎著。”基於這種思想，她在一兩年內，發憤寫下幾個短篇小說，篇篇份量都很重。這些小說不僅深刻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禍患，而且向歷史的深度開掘，把一場又一場災難的真相亮給人們，把一個又一個在新中國風風雨雨裡產生的正反面人物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其中寫得最多的是她所熟悉的農村和農民。《黑旗》（載1979年《上海文學》三月號）是在當時文壇上這類作品中出現較早的一篇，也是劉真的這類作品裡的代表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混戰，險些把中華民族徹底毀掉。這種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避免不了的一場空前的悲劇，是有它的序幕的。當我們從黑暗中掙扎出來，見到陽光的時候，嚴肅地找出十年動亂的歷史原因，藝術地再現生活中的弊病，是有良心的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劉真發表《黑旗》就是出於這種責任感。

《黑旗》是從一個對於我國經濟生活與社會心理發生深遠影響的事件寫起。那段歷史，中國當代文學在《黑旗》以前，還很少有作家作認真的反映。那段歷史，對中國人民，特別是對廣大農民有過痛苦的創傷。農村大躍進起來後，一些幹部頭腦發熱，折騰起每一個人來快速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們還來不及搞清楚啥叫共產主義，英美是什麼樣子，就你爭我搶，狂熱地表態。故事就從這裡開始。虛報成績，說大話，榨乾農民血汗討好上級，瞎指揮的人步步高昇，老老實實說真話，為人民群眾著想頂上級的人被逼瘋，被革職勞改，再經過文化革命中殘酷的你爭我鬥，農民淪落到逃荒要飯，流離失所的境地。

小說中的人物各式各樣，不同的身分、經歷、品質組成了一箇中國社會主義的農村社會。縣委米書記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帶頭人，骨子裡卻是個專橫片面的封建長官。他的話就是聖旨，吹牛拍馬在他那裡吃得開。1958年全縣的恐怖氣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鬥挨壞人的打，才清醒過來。這種人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佔據高位，他們是中國社會多年來盛行極左思潮的社會基礎。羅萍從小當八路，後來當幹部，是個老右傾，從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後退。人家吹牛的數字像氣泡一樣往上漲，她關心農民半句假話也沒有。為了農民的利益，她遭到眾人的辯論也不屈服。上級給他們扣上黑旗，她把它當成布料，給窮孩子做成褲子和小帽。天大的壓力頂在頭上，她不畏懼。羅萍是一個真正與農民群眾血肉相關的共產黨員形象。中國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像她一樣的好乾部和人民一道頑強地抵制黑風惡浪，才能夠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後復甦過來。老實熱情的公社書記丁盡忠，對待事業像閨女描花繡朵一樣認真仔細。他不說違心話，不做虧心事，被逼瘋逼傻。劉大伯是一個沒有地位、沒有文化的普通農民，他從舊社會的苦海中掙扎過來，愛共產黨，愛社會主義，愛人民公社，他無職無權，但以社會主義的態度對待邪惡勢力。在愚弄人的環境裡能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為真理犧牲是烈士，現在說出點真理兒，就像個反革命。”劉大伯這樣一個硬漢，經過歷史的變遷，落到討飯的境地。劉大伯就是千千萬萬勞動農民中的一個。他們勤勞樸實，直言不諱，敢做敢當。他們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